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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出發，只要向前再走一步，我們就能夠看到相關的一個事實：司馬光對於王安石變法的反對，正是建立在對於帝國曆史脈動的精確理解與把握之上的。這使他的反對，擁有了極其雄厚的基礎與令人敬畏的力量。
在前面提到的那場著名爭論中，我們還記得，司馬光曾經指斥王安石所籌劃的變法，正是當年桑弘羊者流矇騙漢武帝時採用過的伎倆。兩相比較之下，確實可以看出兩者之間具有許多相似之處。
眾多歷史學家特別醉心於漢武帝開疆拓土的所謂雄才大略，常常似有意似無意地忽略這位皇帝的窮奢極欲和兇殘暴虐。事實上，假如不是他傾全國之力和數代人的積蓄打敗匈奴，的確建立了開疆拓土功業的話，漢武帝劉徹其實應該被列入中國最壞的皇帝之列。相形之下，他的祖父漢文帝則可以稱作是中國歷史上最好的皇帝。漢文帝以聖徒般的德與行，開創了一個安靜祥和的世道，以至於兩千年後回首那一段往事，仍然使人油然感受到一種如沐春風般的清靜溫馨。與他比較起來，他的兒子漢景帝少了一些仁慈大度，多了一點莽撞戾氣。好在他總算繼承了父親清靜無為與民休息的治國理念。結果，經過文、景兩代皇帝的治理，全國倉庫裡的糧食已經儲存不下，只能在院子裡露天堆放；金庫裡則堆滿錢幣，就連串錢的皮繩都已朽壞。這就是文景之治時的盛況。
可惜，漢武帝全無乃祖風範。他以長達四十多年的對外戰爭和近五十年的對內惡政，將父祖幾代人積蓄下來的財富揮霍一空。然後，便開始重用商人出身的桑弘羊等人，策劃著如何盤剝百姓，實行所謂從無為到有為的財經變法。
桑弘羊這幫人的確斂財有術。他們首先推行了一整套國家壟斷性質的經營活動，將鑄錢、冶鐵、製鹽、賣酒等最賺錢的行業全部收歸國有，實行專賣；甚至一度準備將河湖塘灣與海洋中捕魚撈蝦也實行國家專賣。由於立即出現產量大跌，市價騰貴，而不得不放棄。然後，桑弘羊們實行了均輸法和平準法。均輸法指的是命各地將貢稅改為當地特產，以當地平均價格計價，官府則命其運輸到指定的其他地區，由官家高價出售，牟取高出一般貢稅的利潤。這個做法為王安石變法所全盤照搬，就連名稱都沒變；平準法指的是由國家在各地設立平準官，壟斷天下貨物及價格，貴賣賤買，使商賈無法牟利，必須透過官府才能存活；王安石變法中的市易法即脫胎於此。此外，還實行了算緡與告緡制度，算緡就是徵收商人的財產稅，告緡則是打擊商人不申報或者不據實申報上稅的一種制度，規定凡上述兩種行為，均沒收全部財產，並充軍戍邊一年；凡告發上述兩種行為者，獎勵所沒收財產的一半。於是，史書記載說，一時間，“告緡遍天下”。
上述財政政策出臺後，迅速形成下列後果：國庫立即充盈；民間經濟活力迅速萎縮；帶有較大主觀色彩的告緡制度和財政稅收行為迅速造就了一大批富有的官吏；最後，史書記載說，商賈中家以上大抵破產。其情形，對於生活在二十世紀下半葉的中國人來說，只要想想計劃經濟時代的國有企業和後來壟斷經營的中國電信，就大體可以明白。
以今天的眼光看，大約只有那些小商販出身、又急於討好皇帝的官僚，才能想得出這種殺雞取卵、飲鴆止渴的壞主意。須知，任何時代，國家想依靠行政權力來與民間爭奪商業利益，都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但是，也永遠都只能是短期行為，前提條件是政府不怕窒息民間活力，不怕阻止經濟與社會發展，不怕引起經濟文化的動盪與破壞。從漢代畫像磚上看，漢武帝時代的農業用具與兩千年後人民公社初期的農業用具基本一樣，似乎可以成為上述判斷的依據。
從歷史記載上看，漢武帝時代的做法，對於國內社會經濟的破壞相當慘烈。當時，各級政府“得民間財物以億計，罰沒入官的奴隸婢女以千萬計，田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房地產也差相彷彿。於是，中產階層以上者大抵破產。”在關於漢武帝中後期的歷史記載中，全國各地“盜賊縱橫”、“盜賊並起”、“盜賊群起”的字樣大量湧現，“人相食”的記載一再進入視野。就是在這種情形之下，當時——漢代的文人們，在稱頌漢武帝和桑弘羊們的變法時，使用的詞彙是——“民不益賦而國用饒”。翻譯成宋代和王安石的語言就是：“民不加賦而國用足”，不光意思，連字面都幾乎一模一樣。
在偉大的歷史著作《資治通鑑》中，司馬光對漢武帝的評價是：秦始皇幹過的壞事，漢武帝基本上又幹了一遍。之所以沒有亡國，主要是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