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匹克運動和奧運會背景的瞭解，更加深切地體會到從中國人民期盼奧運的過程中所折射出的中華民族走向繁榮復興的偉大歷史程序。
中斷與國際奧委會的關係
早在1931年1月，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就透過承認當時的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為中國奧委會，與我國的體育組織建立了正式關係。
1932年，中國就派出了包括優秀運動員劉長春在內的三人代表團參加了在美國洛杉磯舉行的第10屆奧運會，這是中國第一次派代表團參加奧運會。雖然後來中國又於1936年和1948年分別派團參加了柏林和倫敦奧運會，但由於當時的政府不支援，組團經費緊缺，運動水平低，舊中國在奧運會上始終沒有什麼大的影響。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華全國體育總會也於當年10月下旬宣告成立，並致函國際奧委會等國際組織，要求承認中華全國體育總會為中國唯一合法的全國性體育組織，撤銷對原體育協進會的承認。儘管足球、籃球、游泳等國際單項體育聯合會相繼承認了中華全國體育總會的地位，但國際奧委會卻以中國政治局勢不明朗為由，拒不承認中華全國體育總會。
雖然在1952年由於蘇聯和第15屆奧運會東道主芬蘭等國的努力，新中國的體育代表團終於在奧運會閉幕前5天抵達了赫爾辛基，在會場上升起了五星紅旗，但直到1954年國際奧委會雅典第50次會議上才承認中華全國體育總會為中國唯一的全國性體育組織。當時的國際奧委會主席、美國人布倫戴奇未經任何會議討論，私自以“中國民國”名義把臺灣的奧委會仍保留在國際奧委會承認的名單中，埋下了“###”的伏筆。
後來，我國體育界的有關同志為了糾正國際奧委會和其他一些國際單項體育組織中的類似錯誤，進行了長期艱苦的工作和鬥爭。但國際奧委會和其他一些國際體育組織在布倫戴奇等一些頑固勢力的控制下，明目張膽地在國際體育界製造“###”。
1958年8月19日，在多年交涉未果的情況下，中華全國體育總會（中國奧委會）不得不發表宣告，中斷與國際奧委會的關係。中華全國體育總會下屬的十多個單項體育協會，也相繼宣佈退出有關國際單項體育聯合會。
根據奧林匹克憲章，奧運會是國際奧委會的私有財產，未經其承認的國家和地區奧委會不能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各國際單項體育聯合會也有類似的規定，禁止其會員組織與非會員組織進行比賽。所以從1958年起，在長達20多年的時間裡，儘管當時我國體育界的同志們在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和鄧小平、賀龍同志等老一輩國家領導人的關心和支援下，採取了許多勇敢而睿智的措施，促成了諸如第26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新興力量運動會和亞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請賽等國際體育賽事，但包括奧運會在內的大多數世界性的賽事都把我們擋在了門外。在此期間，又逢十年“文革”的破壞，我國體育運動競技水平有很大滑坡。
恢復我國席位的前哨戰（1）
1971年3—4月間，在毛主席、周總理的親自籌劃下，我國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開創了“小球轉動大球”的“乒乓外交”。同年7月，在巴基斯坦方面的配合下，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國務卿基辛格博士秘密訪華，中美關係正常化出現了轉機。
1971年10月25日，在紐約舉行的第26屆聯合國大會以76票贊成、35票反對、11票棄權的壓倒多數透過了阿爾及利亞等友好國家提出的驅逐臺灣蔣介石集團，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的提案。
1972年2月21日，美國總統尼克松應邀訪華。2月27日雙方發表《上海公報》，實現了中美關係正常化。
所有這些重大政治事件都為儘早在國際奧委會和相關國際體育組織中恢復我合法席位創造了良好的國際和政治大環境。
我正是在這個時刻，從北京外國語學院湖北沙洋幹校回到北京，並於1972年2月23日被調進國家體育運動委員會（簡稱國家體委）外事組（後改名為國際司）工作。與我一起進入國家體委的還有石天曙、許放、劉延立、王金榜、費頤祥等10位同志。
正值20多歲的青春年華，我們這批國際體育戰線的新兵雖然滿懷激情與活力，但畢竟缺乏對體育外事工作的深刻了解，缺乏對我國外交政策的認真研究。國家體委領導為了讓我們在實踐中受磨鍊、長學問，派我們直接去境外承擔了最基礎的援外體育教練組翻譯工作。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