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命於1972年到1975年先後赴非洲的摩洛哥和突尼西亞執行了兩年半援外教練組的任務。在兩次援外工作之間，我還在北京參加了第一屆亞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請賽的工作，並作為翻譯陪同四川省乒乓球隊赴西非五個國家進行了為期一個半月的訪問。其他和我一起被調來的年輕同志以及1973年從北京外國語學院和第二外國語學院分配來的30多名年輕同志，大都參加了類似的援外工作。
正是在1972年到1975年這段時間裡，體育界有幾件大事對我國重返奧林匹克大家庭有直接影響：
——1972年，國際奧委會在慕尼黑召開的第73次全會上選出了愛爾蘭人基拉寧勳爵任國際奧委會第6任主席，結束了蠻橫專制、阻撓恢復我國席位的布倫戴奇統治的時代。
——1973年11月，亞奧理事會透過了驅逐臺灣蔣介石集團、恢復我國合法席位的決議，為我國全面參加亞洲地區的體育活動鋪平了道路。
——1974年1月，復出後的鄧小平同志除了負責其他領域的工作外，同時分管全國的體育工作，使我們體育外事工作者備受鼓舞。
——1974年9月，新中國第一次派團參加了在伊朗首都德黑蘭舉行的第7屆亞運會，糾正了在洲級運動會上由臺灣省代表全中國的不正常局面。
1975年3月13日，我結束在突尼西亞的援外教練組工作後，回到北京。之後就被分配在國際司分管國際體育組織工作的國際組織處。我具體負責國際奧委會的部分工作和其他兩個綜合國際體育組織的工作。當時的國際組織處處長是何振梁同志。兩位副處長均是從外交部調來的資深外交官，一位是從我國駐英國大使館回來的張千同志，另一位是從我國駐蘇聯大使館回來的王亦洲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