際奧委會寄出了“關於恢復中華全國體育總會（即中國奧林匹克委員會）在國際奧林匹克運動中合法權利的提案”。我作為法文翻譯除了翻譯法文初稿外，還在會前陪領導會見了一大批友好國家駐華使節。特別是3月20日伊朗新任駐華大使拜見趙正洪副主任，給我們帶來了伊朗奧委會堅決支援我國的立場的資訊。
儘管非洲體育最高理事會提前於1975年4月27日至5月3日在扎伊爾首都金沙薩召開了全會，透過了支援在國際體育組織，特別是在國際奧林匹克大家庭中“納我驅蔣”決議。但在羅馬會議和國際奧委會第76屆洛桑全會上，會議成果卻遠遠不如我們所想象的那樣樂觀。
派代表出席羅馬會議的國家奧委會達92個，其中17個國家代表發言支援我方提案內容，但主張“納我而不驅蔣”的有24個國家代表。出席洛桑國際奧委會全會的國際奧委會委員達70多位。其中7位委員發言支援我國提案，而另有14位委員明確表示“納我而不驅蔣”。
在此兩個會議之前，臺灣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據伊朗朋友告知，臺方為了拉選票，在歐洲和中、南美洲兵分三路，大搞民間的“金錢外交”，十分活躍。我們在會前和會議期間的工作不可謂不努力，但結果卻不盡如人意，癥結何在？
透過前哨戰，我們在一線從事恢復我合法席位工作的同志們隱隱約約感覺到，透過我們的工作，在國際體育組織中支援恢復我席位的力量正在擴大，但在國際奧委會委員中反對驅蔣的力量也很有市場。在短期內，說服後者難度很大。
與此同時，我們並沒有放鬆在其他國際體育組織中的工作。但由於“文革”並沒結束，極“左”思潮不時衝擊著我們恢復席位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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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足聯主席在京受批判（1）
1975年5月5日，在香港著名實業家、香港足球總會會長霍英東先生的安排下，前一年剛剛當選為國際足球聯合會主席的阿維蘭熱先生應邀訪華。
5月4日，國際司一位負責人和當時的中國足協主席會見了先期趕到北京的霍英東、霍震霆父子。參加會見的有駐香港新華分社的李大達及我和呂聖榮同志。霍英東先生重點介紹了阿維蘭熱先生的情況。阿是國際奧委會的資深委員，目前排序第一，講葡萄牙語、法語、西班牙語，能聽懂英語，但說有困難。他是律師出身，現為多家公司的董事長、總經理。阿為人正直，在國際體育界影響很大。他曾作為巴西國家水球隊運動員參加過兩屆奧運會，在巴西擔任了近20年的體育總會主席、副主席等領導職務。阿維蘭熱先生對華很友好，他在參加國際足聯主席競選時就承諾，他當選主席後一定要解決把八億中國人民排除國際足聯之外的不正常現象。
在會見中，霍英東先生還用他那粵語味甚濃的普通話告誡我方領導，他和震霆已在亞洲和國際上為恢復我國在國際足聯的席位做了很多工作。現在好不容易把國際足聯主席及秘書長請來了，請我方務必耐心細緻地做好工作。
5月5日，阿維蘭熱主席由國際足聯秘書長凱澤爾（瑞士人）陪同抵京。考慮到阿的祖籍在比利時，他的法語講得很好，領導決定讓我做翻譯參與接待工作。但考慮到會談的重要性，臨時借了外交部的葡語翻譯擔當會務談判翻譯，但我也少不了要加班為葡語翻譯準備相關參考資料。
5月6日，還是由國際司那位負責人和當時的中國足協主席出面與阿維蘭熱和凱澤爾先生會談。霍英東和霍震霆先生坐在國際足聯一方參加會談。
出席會談的還有國際組織處的副處長王亦洲、張千同志和工作人員樓大鵬、呂聖榮同志以及從歐美處借調來講西班牙語的王正夫同志，我兼作會議記錄。
當阿維蘭熱主席把當時國際足聯關於解決中國席位的主流觀點介紹了一半時，我方領導就迫不及待地指責說：“這種觀點實際是###論調的翻版”，“是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強加給中國人民的。”阿維蘭熱主席被中方兩位主談判者的態度弄得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張口結舌。好在霍英東父子打圓場，談判才繼續下去。當我方兩位領導聽完阿維蘭熱和凱澤爾的建議後，又以訓斥的口吻教訓對方“要站到中國人民的立場上來解決問題，不要為帝修反幫腔”。阿維蘭熱是位十分耿直的人，雖然耐心聽完了兩位的“教訓”，瞭解了中方的觀點。但他也一肚子氣，會談開始時的笑臉隨著會談氣氛的沉重一直未能再現。
上午會談結束時，阿維蘭熱主席仍不失真誠地說：“今天瞭解了你們的要求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