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將向國際足聯執委會通告。但請你們相信，我本人是真心實意願意解決中國問題的，只是需要找到一種合理的途徑。”
下午我和王亦洲同志陪阿維蘭熱等去登長城。不知是時差影響，還是上午會議氣氛太壓抑所致，在一個多小時的車程內他只講了幾句話，就打起了瞌睡。只是在登上長城後，他才做出少有的伸展雙臂的動作，笑著說：“解決中國席位問題，像登長城一樣，要一個臺階一個臺階地登，欲速則不達。我絕不是反動派！”
三十多年後，時任香港奧委會主席的霍震霆先生在與我提及阿維蘭熱先生的第一次訪華時，仍會提起當時他們的尷尬處境和對阿維蘭熱主席具有諷刺意味的“反動派”一說。
當天晚上，當時的國家體委一把手莊則棟（王猛同志被江青“四人幫”打擊排擠，已調離國家體委）會見並宴請了阿維蘭熱、霍英東一行。然後根據我們安排的日程又去看了中國和芬蘭隊的籃球比賽。
5月7日上午，我陪主席先生一行去參觀故宮。由於他是首次訪華，我儘可能詳細地向他介紹了有關故宮的建築、歷史和趣聞。他對宏偉的故宮建築表示欽佩和震驚。當天下午，我們在首都機場為他送行時，他除了表示感謝外，還使勁握著我的手說：“我不再重複了，請相信，我絕不是反動派，解決中國問題，我們會有辦法！”
阿維蘭熱先生是個真誠、耿直的性情中人。我透過與他老人家三天的朝夕相處，確信他會兌現自己的承諾。如果不是極“左”思潮的干擾，阿維蘭熱先生第一次訪華可能會收到更好的效果。
恢復我國在國際大學生體聯的席位（1）
早在1959年時，我國就派隊參加了在義大利的國際大學生比賽。但由於當時義大利仍與臺灣當局保持著所謂“外交關係”，意方不允許在賽場升五星紅旗，由此而引起許多國家同情我國，紛紛降下本國國旗，以表示對我國的支援，造成了賽場上豎立著許多光頭旗杆的奇特局面。此後，我國不再派隊參加國際大學生體育聯合會的活動。
1973年4月，來華訪問的國際大學生體聯副主席、南通社總編輯奧裡奇先生明確提出，希望中國加入國際大學生體聯。
1974年年初，阿爾及利亞青體部副司長、國際大學生體聯執委塞爾卡先生再次向我國體總提出希望我國提出入會申請。同年國際大學生體聯主席內比奧羅先生在與我國體總領導談話中，也提出希望我國加入國際大學生體聯。但由於當時江青“四人幫”正忙於在國家體委打擊、排擠王猛同志，搶班奪權，所以雖然我們把儘早提出申請的請示報上去了，但當時的領導仍然堅持“暫不接觸，待大多數會員都歡迎我們時再表示”的做法。
直到1975年初，國際大學生體聯秘書長比諾（法國人）告知，臺灣當局已正式提出申請，要以中國名義入會。他個人認為臺灣是中國的一個省，不能代表中國。他已把臺方申請壓住，希望我方儘早提出申請，這時才驚動了體委領導。在宋中同志的力促下，3月28日，我們上報了“關於參加國際大學生體育聯合會的請示”。4月12日，宋中同志以中華全國體總秘書長的名義致函國際大學生體育聯合會主席內比奧羅先生，表示中國大學生體協是中華全國體總承認的在全中國管理大學生體育活動的唯一合法組織，全國體總支援它加入國際大學生體聯。同一天，由中國大學生體協主席史道同志簽署並向國際大學生體聯發出了入會申請。但事情並沒有結束，臺灣方面從他們在義大利的代表機構瞭解內情後，隨即向國際大學生體聯執委會展開了猛烈的抨擊。我們在分析了國際大學生體聯17名執委的情況後，也及時發函電做了重點人物的工作。
6月20—22日國際大學生體聯華沙執委會會議順利透過了我方的入會申請。執委會決定提交9月份的代表大會討論，並向我方發出正式邀請，希望我方派代表參加9月份在羅馬召開的國際大學生體聯代表大會。
1975年9月9日，我作為國際大學生體聯外事主管和翻譯陪王亦洲同志前往羅馬出席國際大學生體聯代表大會。10日抵達羅馬後，我們就馬不停蹄地拜會了國際大學生體聯主席內比奧羅、秘書長比諾、首席執委海爾米達（西班牙人）以及幾位副主席和塞卡爾（阿爾及利亞人）、岡巴納（比利時人，後為大體聯秘書長）等執委。在代表大會期間，我們與許多國家的代表進行了交流，獲得了十分積極、有利的資訊，並爭取到了最廣泛的支援，特別是國際大學生體聯領導層的支援。
1975年9月16日上午，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