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國。
繼而，李斯又列舉了許多來自他國而深受秦王喜愛的聲色寶物，說明“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這等做法不是一個志在統一天下的有為之君的“制諸侯之術”。
李斯在文章中還總結出了一段千古傳誦的名言：“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要想成就一番大事業，必須要有博大的胸懷，要任人唯賢，不要任人唯親。如果將各國來到秦國的卓越人才都趕跑了，這些人便會到別的國家去建功立業。這等於自毀長城，將秦國的棟樑之材資助給敵國，是自己削弱自己而使敵人強大的愚蠢政策。
任人唯賢，這是老生常談。而這四個字，切實做到卻極不容易。大到一個國家，小到一個單位，都是必須遵循的千古不易之理。
對於商界來說，能否做到任人唯賢，更是一個公司、一個單位盛衰的標尺。
李斯的這篇千古奇文，令秦王嬴政暗自歎服。
嬴政從善如流，收回了《逐客令》，恢復了李斯的官職。
此後，李斯成了嬴政最重要的謀士，官至丞相，為嬴政統一六國立下了汗馬功勞。
正因李斯的一篇《諫逐客書》，使呂不韋的門客們免於被驅逐的厄運，也使秦王嬴政從此不再追究呂不韋自殺一案。
對於呂不韋之死，司馬公在寫完呂不韋的傳記後寫下了這樣一段話：“不韋及嫪毐貴，封號文信侯。人之告嫪毐，毐聞之。秦王驗左右，未發。上之雍郊，毐恐禍起，乃與黨謀，矯太后璽發卒以反蘄年宮。發吏攻毐，毐敗亡走，追斬之好畤，遂滅其宗。而呂不韋由此絀矣。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
最後，司馬公發出了這樣一句感慨：“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在此有必要解釋一下。
“孔子之所謂‘聞’者”，指的是《論語》中的一句段話：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孔子的學生子張問孔子：什麼樣計程車才能稱得上是“達”呢？
孔子反問子張：你所說的“達”是什麼意思？
子張說：就是無論在朝還是在野，都很有名氣。
孔子說：這叫“聞”，不叫“達”。你所說的只是徒有虛名的人，並非通達之士。什麼樣的人才是通達之士？性格正直，為人好義，察人言語，觀人臉色，常懷謙退之志。正因其在朝通達，在野亦通達，所以是通達之士。而所謂“聞”，即“名人”。表面上看好像是仁人志士，其行為表裡不一，還自以為是通達之士。這類人善於結黨營私，由於其黨徒互相吹捧，所以他無論在野還是在朝，都很有名氣，算得上是“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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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國巨賈呂不韋（28）
司馬遷認為，呂不韋充其量算是個“聞人”，不是通達之士。
在《史記集解》中，馬融一語道破司馬公的含蓄評論：“此言佞人也。”
原來，司公遷認為，呂不韋只不過是個奸佞小人罷了，絕不是通達之士。
“聞人”，原來指的是“佞人”。
有意思的是，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報刊上稱虞洽卿、黃金榮、杜月笙、王一亭等人為“上海聞人”，這些“聞人”不學無術，還以為這是媒體對他們的譽詞，欣欣然接受之而無慚色。
九
從一定意義上說，呂不韋的悲劇是必然的。
在專制體制下，功臣與專制暴君的關係是一個永遠的悖論。一方面，在朝廷用人之際，專制暴君必須仰仗功臣；一方面，在局勢安定之後，功臣“功高震主”，極易遭到專制暴君的敵視，雙方互相猜忌，往往鬧得不共戴天。
“伴君如伴虎，防臣如防賊。”這句總結功臣與專制暴君的關係的古語，可謂經典！
翻開中國歷史，彷彿就是一部伴君馭臣史。歷史上固然有劉備與諸葛亮、李世民與魏徵等君臣和睦相處的典範，但畢竟太少。而且，即使是劉備與諸葛亮這樣的被視為“封建社會中最理想、最完美的君臣關係”，也並不那麼十全十美，他們之間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