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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呂不韋是商人世家，其父親就是一個成功的商人。這從呂不韋在拿不定主意之時向其父親請教一事即可看出。
三是，呂不韋的父親雖然還活著，但已經退居二線，其生意由呂不韋來經營，老頭子只是起個顧問的作用，已經沒有決策權了。所以呂不韋在打定主意之後對其父親說：“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餘食。今建國立君，澤可以遺世。願往事之。”“願往事之”一語，分明不是向其父親請示或與其父親商量的語氣。
四是，呂不韋的父親既然已經退居二線，年紀肯定不小了，應當在六十多歲吧。那麼，呂不韋此時也當在四十歲左右了。
人到四十，社會經驗、人生閱歷也比較豐富了，思想也比較成熟了，考慮事情也比較周全了。很難想象，一個二十來歲的血氣方剛的小青年會如此深謀遠慮。
還有最重要的一條資訊，呂不韋沒有明說，但道理是明擺著的，那就是：商業利益最大化，是商人永恆的追求。
臉朝黃土背天的農民，一年到頭胼手胝足還不能豐衣足食，這決不是呂不韋願意做的事情。
經營珠寶生意，能夠獲利百倍，自然比農民強多了。但在已經成為富商的呂不韋眼中，也不過是小富而已。小富即安，這是小農意識，與呂不韋的思想格格不入。
呂不韋所追求的，不僅他自己要得到潑天富貴，還想澤被後世子孫。
二
在先秦的富商當中，卓氏是非常成功的。其家族綿延百餘年，到了西漢時期，仍是鉅富。范蠡先從政後經商，也非常成功。他在齊國經商化名鴟夷子皮，在陶地經商化名朱公，“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范蠡致富不忘眾鄉親，常常接濟窮親戚和貧困故交。范蠡年老之時，將生意交給子孫經營，“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鉅萬”。
呂不韋可能認識到，卓氏也好，朱公也好，都是富而不貴。若想“貴”，必須從政。范蠡是先經國後經商，而他要反范蠡之道而行之：先經商再經國。
他以為，那樣，他才能做到“澤可以遺世”。
“澤可以遺世”可以從兩方面理解。
儒家倡導“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發達之後，就應為天下黎民謀福祉。所謂儒商，不僅僅指商人有文化，而且要有抱負，要有社會責任感。
呂不韋想留給後世的“澤”，應該有“達則兼善天下”的意思。聯絡到後來呂不韋發達之後的所作所為，我們可以肯定，呂不韋絕不是一個普通的商人，他是一個深受儒家思想薰陶的商人，是一個有遠大抱負的商人。
然而商人畢竟是商人。他的抱負再遠大，也與其追求的商業利益緊密相連。他所說的“澤可以遺世”，當然包含為其後世子孫鋪平富貴之路的意識。後來他潛移秦國國祚，可謂對“澤可以遺世”一語的再通俗不過的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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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國巨賈呂不韋（5）
所以，在呂不韋看來，唯有“建國立君”，才能實現其商業利益的最大化。商人，誰不願追求最大的利益？
三
在中國，經商追求利益最大化，有時是做得說不得，有時是說不得也做不得。
為什麼班彪班固父子大罵司馬遷？因為在以“君子言義不言利”為傳統道德被朝野一致認同的時代，司馬遷敢於言利。
長期以來，封建統治者最煩老百姓言利，最怕老百姓與其爭利。他們極力營造上上下下“恥於言利”的氛圍，希望“君子固窮”，希望老百姓都來“無私奉獻”。大家都來“無私奉獻”，那麼誰來享受呢，不言自明。
其實孔子也是言利的，並非人們想像的那樣清高。他曾說：“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意思是隻要能得到富貴，就算替人家做車伕他也願意。如果富貴不可求，那就只好做自己想做的事了。
司馬遷在《史記》中寫道：“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這是一句大實話，是根植於人性深處的至理名言。只有虛偽之人，才對一個“利”字諱莫如深，才將大膽言利者視為洪水猛獸。
為什麼怕人言利？因為那些虛偽的人將天下人視為傻瓜，以為用虛偽的道德說教就能使天下人都“恥於言利”，都自願放棄作為人的基本權利。
讓天下人恥於言利，只知“無私奉獻”，那將是一件多麼美妙的事情！面對統治者的掠奪、壓榨、欺凌，天下百姓都必須視為理所當然，而且還要山呼萬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