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不韋在後來組織其門客撰寫的《呂氏春秋》中有這樣一句話：“民之情，貴所不足，賤所有餘。”
有句俗話可以用來加以註釋：物以稀為貴。
某個物品供大於求，自然會貶值；而供不應求，則會升值。這是經濟學中再淺顯不過的道理。
呂不韋深諳此理。所以他囤積居奇、販賤賣貴，成為趙國鉅富。
在自由經濟時代，只要不出現壟斷，貨物的價格主要由市場決定。當某一物資供大於求的時候，商人們便不得不降價銷售；當某一物資供不應求的時候，商人們自然會提高價格。這是很自然的事情。
當某一物資供大於求了，其利潤自然會降低，生產者、銷售者便無利可圖，如此一來，生產者則會轉產別的物品，那麼，這一物資便會漸漸實現供求平衡。
當某一物資供不應求了，生產者、銷售者便會提高該產品的價格，無論生產者還是銷售者，都會獲得豐厚的利潤，由此會吸引更多的人來生產、銷售這一產品，那麼，這一產品便會多起來，多了便會貶值，在市場上也就能漸漸地實現供求平衡。
經過市場的調節，物資的價格會隨著供求關係的改變而改變。在人們的經濟活動中，居於流通環節的商人功不可沒。若沒有他們販賤賣貴，便無法實現供求平衡。此即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所說的“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經國巨賈呂不韋（3）
《史記·貨殖列傳》是司馬遷的驚世駭俗之作，從這篇文章中，不僅可以看出司馬遷洞察世情，而且也可看出他對社會發展的遠見卓識。戰國時期，雖然各國都重利輕義，但人們口頭上卻重儒輕商。到了西漢時期，漢武帝“罷黜諸家，獨尊儒術”，將儒家思想確立為舉國上下唯一的指導思想，其餘一概斥為異端邪說。《貨殖列傳》由於重商言利，便被班彪指責為“輕仁義而羞貧窮”，班彪的兒子班固學著他爸爸的腔調罵司馬遷“崇勢利而羞賤貧”。如今看來，班彪父子的話真可謂腐儒之論！只有到了當代“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時期，他們才在那些高呼“越窮越光榮”的人海中找到了大量知音。
五
《貨殖列傳》中寫了許多富商大賈，其中專門寫到了善於“治生”的富商白圭。原文如下：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谷，予之絲漆；繭出取帛絮，予之食。太陰在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積著率歲倍。欲長錢，取下谷；長石鬥，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慾，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
這段話的意思是：白圭是西周人。當魏文侯在位時，李克正致力於開發土地資源，而白圭卻喜歡觀察市場行情和年景豐歉的變化，當貨物過剩，人們低價拋售時，他就收購；當貨物不足，人們高價索求時，他就出售。穀物成熟時，他買進糧食，出售絲、漆；蠶繭結成時，他買進絹帛綿絮，出售糧食。他知道，太歲在卯位時，五穀豐收；轉年年景會不好。太歲在午宮時，會發生旱災；轉年年景會很好。太歲在酉位時，五穀豐收；轉年年景會變壞。太歲在子位時，天下會大旱；轉年年景會很好，有雨水。太歲復至卯位時，他囤積的貨物大致比常年要增加一倍。要增長錢財收入，他便收購質次的穀物；要增長谷子石斗的容量，他便去買上等的穀物。他不講究吃喝，控制嗜好，節省穿戴，與僱傭的奴僕同甘共苦，捕捉賺錢的時機就像猛獸猛禽捕捉食物那樣迅捷。因此他說：“我幹經商致富之事，就像伊尹、呂尚籌劃謀略，孫子、吳起用兵打仗，商鞅推行變法那樣。所以，如果一個人的智慧夠不上隨機應變，勇氣夠不上果敢決斷，仁德夠不上正確取捨，強健夠不上有所堅守，雖然他想學習我的經商致富之術，我終究不會教給他的。”因而，天下人談論經商致富之道都效法白圭。白圭大概是有所嘗試，嘗試而能有所成就，這不是馬虎隨便行事就能成功的。
司馬遷認為，白圭是古代善於經商的楷模。“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
可見，在呂不韋之前，白圭便是一個“販賤賣貴”的高手。他在經商活動中掌握了一個原則：“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豐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