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接到奏札，派侍御史張伯玉來麟州查處，欽差下車伊始，不問情由，即奪了恩師龐籍的權柄，並要恩師交出所有公文，以待懲處下屬。可敬的、知風知雨的恩師，在清理公文時，焚燬了與自己來往的信件，保護了自己，擔負了全部責任，結果以“擅築堡於邊以敗師徒”之罪，被貶往青州。武勘更慘，發配江州。自己由於恩師的保護卻逃脫了懲罰，調回京都任太常博士詞部員外郎直秘閣判吏部南曹，負責保管和傳送有關選舉官員方面的文書、檔案事務。
“逃罰”的內疚，愧對恩師的內疚，羞見發配者的內疚，有罪於陣亡將士的內疚，使自己心絞如割，晝則投著輟餐，夜則擊席浩嘆啊！於是，剖白“麟州事件”真相，投案自首，以求得到心靈上的寬慰。可訴罪於同僚，得到的是“嘸然陽應，腹非背笑”；請罪於上司，得到的是“逆加排折，不容出口”。唉，世俗是成是敗非的，要真實地主動承擔罪責，也沒有人相信！無奈，向朝廷上呈《論屈野河西修堡狀》和《論屈野河西修堡第二狀》，請求“獨治臣罪，以正典刑”。可得到的回答是“藉機以沽名釣譽”！唉，處世難，作人更難啊！只有厚著臉皮出入宮門，低著頭顱走路……
可今日，“出知永興軍”，又是一次去麟州嗎？
夫人張氏以為司馬光在這新的任命面前陷於一種艱難的抉擇，便說：“無官一身輕，何必再在官場上熬心血呢。‘向晚意不適，驅車登古原’，故鄉南原的晚霞清風，足夠我們暮年享用了。”
妻子隨口吟出的李商隱的詩句，勾起了司馬光心底的遲暮之感。光陰流逝，離開家鄉已三十三個年頭了。真是思念故鄉的溪流曠野、莽林竹叢，還有年老多病的哥哥啊！是時候了，該飛鳥歸林了……
兒子司馬康亦神情沉重地說道：“父親，出知永興軍之詔是斷乎不可接受的。朝廷五月罷魏國公韓琦高陽關、其定府、定州三路安撫使，六月、七月又大批貶逐朝廷重臣，九月、十月朝廷老臣歐陽修等也相繼離京，西夏駐京使者不是瞎子聾子，西北邊境形勢驟變與此有直接關係，決不可以一般邊境紛爭看待。八月，西夏兵馬進犯大順城，永興軍兵敗環慶路。九月，永興軍鈴轄郭慶、都監高敏兵敗身亡，大順城為西夏兵馬佔據。現永興軍兵無鬥志，人心惶惶，朝廷掩人耳目，不作聲張，已命‘應聲蟲’宰相韓絳為永興軍宣撫使，前往京兆府。在此捉襟見肘之時，突然命父親出知永興軍，我懷疑有人不懷好意。況且，父親久居翰林，與軍務無涉，又著意於書局，與征戰隔絕。以不諳軍情之資，而理軍旅之事，豈不荒唐！再說，失去皇上信任的官是難當的。韓絳為宣撫使，上司其事，父親縱慾有為，豈可得啊！”
司馬光默默地靜聽著：一個年輕娃娃已看事多思多疑。喜乎？悲乎？大家重文治，朝廷有幾個會用兵之人？老夫豈不知前途的險惡！可烽煙邊疆，司馬光能畏縮而躲避嗎？他的遲暮之感，陡然化作蒼涼、悲壯和不甘落伍的情結，在心頭滾動起來。西夏兵馬的鐵蹄，大順城殘破頹廢的牆垣、環慶路流離失所的黎庶，一幕一幕地在他的眼前閃動，而“事君能致其身”、“君命召，不俟駕行矣”、“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等先賢聖哲的教誨在他的耳邊不停地響著，他的一腔熱血沸騰起來，喃喃自語：“樞密副使之高位可辭，此詔之鞍馬勞頓堅不可辭！”
司馬光以豪邁慷慨之聲教誨兒子：“‘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為人臣者，分君之憂，死而後已！”
說完，他提筆展紙，工整地寫了謝恩呈表：臣司馬光叩頭奉詔。荷恩至重，任責尤深……懇請朝辭進對。
司馬光擲筆於案，大聲吩咐兒子：“立即上呈大內。”
夫人張氏愴然搖首。
兒子司馬康拿起謝表，一聲嘆息，快步走出了書房。
“朝臣典範”司馬光在送上謝恩呈表的第二天，便排除了幾個月來積淤在胸中的不快、委屈和憤懣，在等待皇帝的“朝辭進對”中，緊張地進行著奔赴永興軍的準備。他讓妻子張氏帶著女婢返回涑水老家，以解其妻日後身居京都的孤獨和寂寞，並拂照他年老的哥哥司馬旦。他叫兒子司馬康從戶部借來有關西北邊陲近年來的政情、民情文書，從兵部借來軍情奏札。重任在肩，他不敢有絲毫的疏忽；不諳軍務，他不敢有絲毫的僥倖。他把自己關在書房裡，廢寢忘食地參閱研究，像在史料中探索歷代的興衰成敗那樣，在文書、奏札中思索著強兵安民的策略措施。他把一顆心全然置於一個新的職責，竟在一個多月內三次昏厥於書房，而不為家人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