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的焦慮，也完全清楚王安石這一決策的重大關係，但他不願放過這次個人顯示才幹的良機。他雖然痛快地答應了王安石，但心裡真正謀劃的，是如何在此次“複查”中取得皇上的更大信任。
“不能蒙在鼓中昏昏應變。”王安石最後召來了御史中丞鄧綰、監察御史裡行舒亶、同判太常寺李定，詢問諫院、御史臺和朝廷百官的動靜。
鄧綰，字文約，時年四十六歲，四川成都雙流人，原為寧州通判。熙寧二年“變法”開始，他上書王安石，極力讚頌“變法”，被王安石調至京都，由集賢院校理、檢正中書孔目房。同知諫院、侍御史雜知事而迅速遷升為御史中丞。
鄧綰首先一針見血地指出：“千萬流民湧入京都，已動搖了朝廷百官對‘變法’六年來所有成就的信賴，把三年前關於均輸法‘官商勾結’和青苗法‘抑配貸款’的老帳又翻弄出來了。諫院、御史臺一些原來支援‘變法’的年輕官員，已流露出對司馬光、蘇軾的懷念，人心在變！而藏匿於心底不露於言表者，只怕大有人在。現時的情狀是，只要有一點兒火星迸濺，就會燃起一場大火。俗話講‘家貧出孝子，國難見忠臣’，可歷朝歷代的事實是：家貧孝子少，國難奸佞多……”
王安石靜聽著，默然不語。
李定，字資深，揚州人，時年四十七歲，原為秀州判官。熙寧二年“變法”開始，進京謁見王安石，極言“變法”之必要，被王安石薦於皇帝趙頊，由集賢院校理、檢正中書吏房、直舍人院，而遷升為同判太常寺。
李定在王安石皺著眉頭時，開口就說出了一個驚人的訊息：“前天深夜，翰林學士承旨韓維，悄悄驅車去了洛陽……”
王安石神情悚然。
舒亶神情緊張地詢問：“訊息可靠嗎？”
“絕對可靠。”李定望著沉思的王安石，嚴肅地說：“韓維的洛陽之行，肯定是奉旨而出。這似乎表明，聖上的心已悄悄轉向司馬光了。天災不足慮，哪個朝代都有旱澇螟蝗之災，執政者應盡力補救，以減輕黎庶之苦，實在無力，咬咬牙也就挺過去了，老天爺總歸是要下雨的。流民入京不足慮，萬八千人喝的稀粥，朝廷還是供得起的。拿出幾萬斛粗糧碎米，也夠打發幾個月了。實在不行，拿京城裡的幾個大戶開刀，也能榨出幾萬斛糧米來。朝廷百官的彈劾參奏也不足慮，現時的二府、三司、諫院、御史臺，還沒有出現像司馬光、蘇軾那樣令人敬畏的人物，就是讓他們放開嗓子喊，只怕也喊不塌天。現時最可慮的，是皇上遇災慌神，遇亂思遷。如若司馬光再不甘於寂寞，藉機圖進，落井下石，朝廷形勢就很難說了……”
王安石的神情顯得更為憂鬱、陰沉了。
舒亶，字通道，浙江明州慈溪人，時年三十三歲。原為臨海縣縣尉，因勇於任事，政績頗佳，“變法”伊始，被王安石調進京都，授予監察御史裡行之職。
舒亶此刻似有意與李定相呼應，立即從懷中取出一部《錢塘集》，雙手呈於王安石面前，言詞激烈地道出了一個更為可慮的現實：“朝廷這場紛爭的出現，表面看來，是由十月不雨的天災引起的，其根子，可能是來自後宮。這本《錢塘集》在前幾天突然接版行世，而且很快哄響京都，朝廷百官、文人墨士立即唱和叫好，並借其詩集中的一些詩句，發洩對新法的不滿，決不會是偶然的。我們千萬不可忘記，這部《錢塘集》是駙馬王詵出資按版印刷的。而這個王詵，正是蘇軾的密友，正是司馬光道德文章的崇拜者，而且上通後宮，下達文壇。現時的一切跡象表明，韓維的洛陽之行和這部《錢塘集》的行世，可能都是有人在暗中策劃……”
鄧綰、舒亶、李定這三個人物，是“變法”六年中湧現出的一代“俊彥之大”的代表，他們都以敢於衝鋒陷陣的勇氣，贏得了王安石的青睞，現時已成為“變法”派中僅次於呂惠卿、曾布、章惇、呂嘉問的重要成員。由於近一年來呂惠卿、曾布、呂嘉問之間的內爭日益顯露，舒亶、鄧綰、李定對王安石的影響也就日益增強。也由於他們都是在“變法”大潮中隨著潮流浮上來的，在這六年“變法”與“流俗”的生死相搏中，他們似乎都不曾精研“變法”的宗旨和內涵，而是熱衷於爭鬥方式上的陶冶。他們已習慣於以“流俗”為物件，以司馬光、蘇軾等人為靶子。
鄧絡、舒亶、李定離開之後，他們留下的答對和進策，猛烈衝擊著王安石。
“根子在後宮”。這個分析有道理。王安石認真思索：“變法”已有六個年頭，各地機構已經完備，州府官吏已明宗旨，九項新法已經推行，天下人心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