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最初的目標地區分成若干個作戰區，這就是所說的“分割槽控制”。第二步是“流篦式搜尋”，即派往分割槽的部隊以快速運動分隊，在己軍的協助下和民眾情報的支援下，清除叛亂者殘餘。他們這種迅速的迂迴運動被描述為“旋風”——即“旋風戰術”。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面對印度支那地區的更嚴重的對抗，薩蘭採納了奧德·溫蓋特的“據點”思想，摻進了自己的“空中堡壘基地”意見。這些就是空中補給的要塞，設在反叛力量曾佔優勢的邊遠地區。這種作法的目的從某種意義上講是象徵性的，同時還能引出游擊隊，以便發揮火力的優勢。如果游擊隊自已能集中足夠的火力，而基地設定位置又很差，象奠邊府那樣的淺寬盆地，那麼這種戰術就不可能獲得成功。美國在本世紀六十年代後期在溪山重蹈了這一覆轍。聲稱在那裡取得勝利是不現實的，因為武元甲只是合圍了那個地區，吸引了美國海軍陸戰隊並處於優勢，於此同時他集結部隊，準備發起“新年攻勢”。
在與游擊隊作戰時，正規軍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將行動規模從地理上和人數上縮減下來。對於那些具有大規模常規衝突勝利歷史的軍隊來說，尤其是應該如此。英國在馬來亞的行動中佔有指揮上的優勢，它的指揮官曾跟隨奧德·溫蓋特的欣迪特在緬甸作戰過。學會了應付雨林和熱帶森林覆蓋的山地環境，以小規模的獨立編隊進行作戰。負責作戰指揮的坦普勒是一個精明的政治家，他將當時的環境作為一種治安問題來考慮，強調維持鄉村一級的治安，強調一個獨立的馬來亞的國家是最終目標。在塞普勒斯，哈丁看來就不十分精明，用他的對手格里瓦斯的話說，哈丁在島上駐紮的部隊已到飽和程度，成為敵人的目標，而且部隊之間也相互干擾，這樣做的結果實際上削弱了已掌握的控制機器。格里瓦斯暗示說，如果採用經過專門的嚴格訓練的小規模反暴部隊，完全可能做得更好一些。在馬來亞，英國在這一方面做得很成功，恢復了特種空中勤務部隊。在馬來亞取得的經驗和制訂的方法後來又傳到肯亞、亞丁和婆羅洲。特種空中勤務部隊是專門用於擔任這種特殊任務的，近一點，在北愛爾蘭用了，還用以對付英格蘭的恐怖主義者的活動，這種恐怖主義分子活動的最明顯事例是對伊朗大使館（伊朗駐英大使館）的佔領。1961年，當時人們普遍對游擊戰的政治興趣和關心達到高潮，美國組建了“綠色貝雷帽”特種部隊，適於贏得人心和思想，而且還為擊敗游擊隊提供了縱深的活動中心。
1965年，美國直接地、全面地捲入越南戰爭，戰區司令者是威斯特摩蘭，他是炮兵出身。首批登上越南領土的地面部隊是海軍陸戰隊。他們簡單地改變了其水陸兩棲戰術。改而使用垂直包圍的直升機戰術。空降部隊戰鬥實質上跟它一樣。這種作戰強調的是根據測定的某個客觀標尺去爭取勝利。擊斃對手的數量，說得好聽一點“數人頭”，成為戰鬥的目標。在封鎖和包圍越共的搜尋與摧毀的殺掠行動中，重點是殺人，而不是扼守地域。人們將其簡單地理解成軍事目標是殺人，因而它取代了和平這一最終目標，而和平的特點和衡量的尺度就不那麼有形了。美國一名高階軍官曾這樣概括了這種戰術：“抓住人頭，就可贏得人心和思想”。1968年，艾伯拉姆斯接任司令官，他的確根據環境和政治形勢區別對待，縮小了戰鬥行動規模，採用了“鯆魚”戰術。這就是運用小規模的分遣部隊，更頻繁更迅速地掃蕩敵區。
控制與和平職責是利奧泰“油漬”戰略的必要組成部分。軍事行動只是必要的前提，單憑這一點還不能取得預期的結果。一旦肅清了叛亂分子後，國民政權就要接管“分割槽”。政府以保護、發展經濟，促進社會進步爭取當地部族人。這種油滴掉在這些地上，緩慢地但有條理地擴散法國的影響。在南非作戰的英國軍隊時常受到在戰術上佔優勢的布林人的騷擾，因此，他們對為布林人突擊隊提供後勤支援的當地居民採用了更加殘暴的控制手段。布林人分散的農場被夷平，把沒有介入戰爭的居民集中到集中營中。在愛爾蘭用以在居民中搜出遊擊隊的方法，在巴勒斯坦逐漸演變成警戒和掃蕩行動，很難有助於使其軍隊受人愛戴，相反，卻促進了游擊隊的發展。
英國在馬來亞的勝利的根本原因在於進行了土地所有制的改革（這種改革曾建立了中國土地佔有者的權力）；在於推行“新材”計劃，增強了治安，便於管轄農村居民；還在於當局任務明確，即建立自治的多民族社會。1959年，南越的吳庭豔政權開始實行類似的“農業城市”計劃，加強對戰略村和鄉村的控制，防範越盟的襲擊。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