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的一個詩歌重鎮，北島、芒克、多多等人曾在那裡聚首並催生了後來的“今天”），各色人物在這裡進出，有詩人、畫家、演員、音樂工作者，這個沙龍被黃翔取名為“野鴨沙龍”，詩人們在這裡談論政治、文學、哲學、藝術。其實這類地下沙龍在當時的中國到處都是，如我出生的重慶就有兩個以陳本生、馬星臨各為其主的沙龍，北京有徐浩淵的沙龍，北島、芒克的兩個沙龍，南京有顧小虎的沙龍，上海有朱育琳、陳建華的沙龍……但許多沙龍都被無聲無息地埋沒了，猶如一代又一代被埋葬的中國地下詩人（稍有誇張，但是事實），唯有北京和貴州這一對雙子星座臨空閃耀，奪人眼目。
黃翔寫過一篇讓我一讀之後終生難忘的文章《末世啞默》，該文是我讀過的眾多同類文章（描寫地下文學的文章）中最震動我心的文章，地下文學的傳奇之美被他描述得令人驚歎，直叫人想回到那個時代去重新生活一次：早年的時候，啞默在野鴨塘的房子是個獨間。在我的記憶中視窗栽著一棵僅有幾片嫩葉的小樹，或一簇美人蕉。日照中影子投入房間，有一種說不出的啞默氣氛。房間裡有一架小床，靠床的小茶几上總是整整齊齊地撂著一堆用彩色畫報紙包著的書。這些書是啞默最喜愛的作家的作品。其中包括惠特曼、泰戈爾、羅曼·羅蘭、斯·茨威格和早年的艾青。還有普里什文、巴烏斯托夫斯基。後來又擠進了意識流大師伍爾夫和普魯斯特。靠牆的一角堆著幾堆《參考訊息》，從桌子一直堆齊天花板，顏色多半早已發黃。在*前後的那些年代，啞默就從這些報紙的文字縫隙中窺探“紅色中國”以外的世界。有時一小點什麼訊息就會讓他激動不已。如肖洛霍夫或帕斯捷爾納克先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一小則報道。……當尼克松訪華，叩擊古老中國封閉的銅門時，他同他的朋友們興奮得徹夜不眠，在山城貴陽夜晚冷清清的大街上走了一夜。他們手挽手壯著膽子並排走（這在那種年代是要冒風險的，這種行為立即視為“異端”，若被夜間巡邏的摩托車發現，就要被抓起來），青春的心靈跳動著夢。他們靜聽著自己的腳步聲，彷彿中國已開啟對外開放的大門，一個嶄新的世紀已經來臨。……正是在這個時候，我帶著我的處女詩作《火炬之歌》（我的《火神交響詩》的第一首，寫於１９６９年）闖進野鴨沙龍……我第一次朗誦《火炬之歌》的那天是個夜晚。屋子裡早已坐著許多人。我進來的時候，立即關了電燈。我“嗤”地一聲劃亮火柴，點亮我自己的一根粗大的蠟燭，插在房間中央的一根獨木衣柱頂端。當蠟光在每個人的瞳孔裡飄閃的時候，我開始朗誦。屋子裡屏息無聲，只偶爾一聲壓抑的咳嗽。許久許久，也不知道過了多少時候，我才發現整個房間還沒有人從毛骨悚然的驚懼中回過神來，我這才聽到街上巡夜的摩托車聲。黃翔：《末世啞默》，民刊《大騷動》，１９９３年第３期。以上這段文字頗富時代現場感。如同聞到某種特殊的氣息一樣，我聞到了那個時代特異的思想、生活的核心與細節以及早期貴州詩人的隱秘之美。但隱秘的美註定要以一種黃翔式的“血嘯”面目出現，它註定要瘋起來，這“瘋”出現在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１０日。這一天，黃翔帶著幾個幫手從貴陽殺至北京，如他自己所述：“一百多張巨幅詩稿捲成筒狀，如炮筒，如沉默的炸藥，如窺視天宇的火箭，我抱著它上了火車、扛著它進了北京城。……牆上出現了一把我自畫的火炬。接著，兩個谷籮那麼大的字‘啟蒙’赫然顯現。接著，是我親自奮筆疾書的《火神交響詩》……街上的交通馬上被堵塞。我應群眾的要求即興朗誦。在手挽手地圍住我、保護我的人群中，我只有一個感覺：一個偉大的古老的民族的肌肉正在我周圍重新凝聚。我第一個人點了這第一把火。我深信，我一個並不為世界知曉的詩人，在北京街頭的狂熱的即興朗誦，遠勝於當年匈牙利詩人裴多菲朗誦於民族廣場。”黃翔：《狂飲不醉的獸形》，民刊《大騷動》，１９９３年第３期。
五、從貴州到“今天”（3）
接下來，黃翔一次又一次輪番對北京進行衝擊，一次比一次激烈，一次比一次遠離文學場域，最後他乾脆從“啟蒙文學”直抵“政治文學”。他一會兒像一個政治家一樣要對毛澤東三七開，要重新評價“*”；一會兒又像一個國家領導者一樣欲邀請當時的美國總統卡特與他坐而論道談*。如此大而無當的多頭出擊，如此不專注於文學場域內部的技藝鍛鍊，其緊接而來的“佔位”形勢可想而知。政治場域中的象徵資本並不能在文學場域中進行交換，僅在與國際資本進行流通時會有例外。但一個詩人不能拿例外來進行賭博。正如龐德所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