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巧是對一個人真誠的考驗”，一個詩人永遠都應專注於他的詩藝，也就是說永遠都應把自己侷限在文學場域內，可以保持政治幻覺，但不去做越界之嘗試。當然這樣說並不是說一個詩人不反叛。反叛是人的天性，更何況詩人。我在此只是想說對反叛之範圍、理性、與形式感的把握。而這幾點是一個詩人在文學場域中獲得較好“佔位”的關鍵。而黃翔在這幾點上都輸給了北京詩人，因此他雖有“壯懷激烈”的個人傳奇，但在詩歌界內部的“佔位”卻不可能超過早期北京地下詩人。
就在貴州發出“地下之聲”的同時，北京地下文學也發出了自己的聲音。食指在黃翔寫出《野獸》、《火神交響詩》的前後，寫出了以地下形式傳遍大江南北的《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１９６８年“是建國後當代文學史上一個具有歷史關節點意義的年份，這一年１２月２０日毛澤東發出‘上山下鄉’的最高指示，使得文學在紅衛兵向知青的身份轉變中發生新的轉折，真正意義上的‘知青文學’和‘*地下文學’從此拉開帷幕；當代作家食指在這一天坐上四點零八分的火車離開北京，並在火車上構思成《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這個‘四點零八分’的歷史時刻成為一代人青春的創傷記憶。”（李潤霞）僅僅兩年之後，食指又於１９７０年寫出了“至今尚無他人能與之相比”（多多）的純淨程度極高的《相信未來》。多多後來在他一篇被引證極多的回憶文章《１９７２—１９７８：被埋葬的中國詩人》中，這樣說：“郭路生（食指）是自朱湘自殺以來所有詩人中唯一瘋狂了的詩人，也是７０年代以來的新詩歌運動伏在地上的第一人。”多多：《１９７２—１９７８：被埋葬的中國詩人》，《中國新詩年鑑》，廣州，花城出版社，１９９９。關於他的瘋狂有許多說法，因此充滿傳奇色彩，據馬佳回憶：“郭路生有次險些自殺，那是一種極其慘烈的失戀經歷。能夠在自殺前期聽到馬車駛過運河那種鈴聲，在聽到這種鈴聲時，他又產生了一種生命的渴望……失戀肯定是他崩潰的一大因素，早在１９６８年，他就在和一個維族姑娘相愛，他愛得很真、很熱烈，但又清楚地看到隔在他們中間的重重障礙。這段不會有什麼結果的戀情，使他在感情與理智的矛盾中痛苦不堪……他在草地上不停地翻滾，哭喊著那個女孩的名字。”劉翔：《那些日子的顏色——中國當代抒情詩歌》，上海，學林出版社，２００３。那女孩其實就是賽福鼎的女兒賽莎莎。但據我所知，食指是與李立三的女兒李亞蘭結婚後，第三者的介入而導致精神錯亂的。１９７２年開始，他就基本長期住在北京第三福利院。２００３年１１月，我同他一道在廣州參加一個詩歌朗誦會，知道他現已出院了，與一位頗富愛心的護士一道生活。看上去他精神不錯，但據林莽說，偶爾如受刺激會犯病，他會突然說：“芬蘭女總統是我的情人”之類的話。
五、從貴州到“今天”（4）
即便是瘋了的食指，並且已經退出了文學場，他的影響力仍很大，他是直接啟迪了“朦朧詩”整整一代詩人的源頭性詩人。江河說：“他是我們的酋長。”多多說：“他是我們的一個小小的傳統。”北島也曾說過：“我當時寫詩是因為讀了食指的詩。”食指的名字早在７０年代初就在祖國大地上秘密流傳，成千上萬的青年傳抄他的詩，據說《相信未來》一詩甚至驚動了江青，被江青點名批判過。
對於食指在地下文學場域內的高“佔位”，黃翔頗有怨言。他在一封信裡說：“北京的一些人把中國當代詩歌的緣起總是儘可能迴避南方，老扯到白洋淀和食指身上。其實無論從時間的早晚，從民刊和社團活動，從國內外所產生的影響都風馬牛不相及。食指的意識仍凝固在六十年代末期，至今仍堅持‘三熱愛’，無論過去和現在思想都非常‘正統’和侷限。他當時的影響僅侷限在小圈子裡，而不具有廣泛的社會歷史意義。我想這是公允的。”鐘鳴：《旁觀者》，海口，海南出版社，１９９８。其實這是不公允的。前面已說食指當時的影響已廣及全國知識青年，舉一個例子，就連當時在昆明工廠當工人的于堅都於７０年代初讀過《相信未來》，由此可見其傳播的深廣度。食指如今的聲名已超出了文學界，被公認為“中國早期地下文學的第一人”。當然，我們可以說黃翔從事地下文學的時間比食指早，因他的年齡比食指大，但早並不等於就能積累更多的象徵資本。與黃翔相比，食指對於詩藝更專注、更自覺，他從不從詩歌中越界，他終其一生都在探討詩的形式，深受其老師何其芳的影響。崔衛平在一篇文章中說：“他很快和我談起了何其芳，談起了何其芳當年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