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普天之下的母親最樂此不疲的人生志業，如我後來教書時認識的一位女研究生，她狂熱地讀我的詩，幾乎不是讀，是吞！她說每天必讀我的詩，不然就活不下去。我的詩已成了她每日必服的藥片，她說這些“藥片”可以醫治她童年的創傷並有效地對抗她無比兇猛的完美主義母親；而張剛，另一位年輕的日語教師甚至為我的《震顫》流下驚恐的神經質的熱淚）。
那一年我９歲，第一次棄家出走。出走是由一位脾氣古怪、性格煩亂的老處女引起的。她是我的語文教師，又胖又矮，戴著深度近視眼鏡，她有一個習慣，每天下午（又是下午）折磨她收養的一個男孩，不停地罵他並用一個黃色的直尺打他的手掌。那天下午，她恨我上課時的好動症，放學後將我關在辦公室，一邊囈語翻滾、空話連篇，一邊大膽地用她那粗壯的“５０歲”的手指戳我的前額（唉，又是母親般的懲罰形式）。我已不能準確地描述那時的心情了，直到長大成人後當我寫出：這恨的氣味是肥肉的氣味
也是兩排肋骨的氣味
它源於意識形態的平胸
也源於階級的多毛症
——《恨》這時我才清楚地恢復了對那個下午的記憶。的確那個語文老師是多毛的，我記起了她多肉的嘴唇和唇邊密集的絨毛。我也記起了她的神態，她在寒冷的下午困難地滾動著她的身體，直尺在她手上換來換去，煩躁不安。
一、蛋糕（4）
那個下午，她果然通知了我的父母。而我卻有我的辦法，更大的憤怒壓倒了害怕，我已打定主意拒受教育，不回家。
下面這一段應該寫得讓人停止心跳，但我卻只想將它儘快講過。
冬日的黃昏，淒涼透骨，不懂事的孩子在學習逃跑。
我走得並不遠，在家的附近徘徊。天越來越黑，童年的嗜睡症襲上頭來。我走到一幢熟悉的大樓的避風角落（那角落裡散落著一些潮溼的破磚），安全地蜷縮在那裡，不知悲傷只覺飢餓地望著夜空，直到沉沉睡去。
事到如今，我才明白這一夜是我走向詩歌的第二步（在這之前我已以三個蛋糕為代價邁出詩歌的第一步），這一步同樣不是書本之詩而是生活之詩。9歲的我雖不會抒情，也不知道這“憤怒”所醞釀著的“精神分析學”的被傷害感和被拋棄感。但沒有這一夜我就不會在１５年後與波德萊爾的《露臺》相遇，我就不會以我後來的“衝鋒的青春”歌唱我的生活。作為詩人，尤其是一個極端左翼的抒情詩人，我命該如此。我感謝這逃跑的第一夜，它把我送往人生“表達”的路上，它至少高於蛋糕、高於現實。那真是一種對抗著又包容著激情與神秘的（並不開口說話的）詩歌黑夜！
一覺醒來就宣告教育的結束，這翅膀硬了的鳥可以飛了；一覺醒來（１９９０年在寒冷的北京）對身邊另一位１７歲的“大詩人”楊多樂（他現在叫楊典，除詩人身份外，也是一位年輕的古琴大師和傑出畫家）說：“要寫詩嗎，不要像我從‘下午’開始，上午９點更接近真理……”說著說著我因乾燥的天氣而流下傷心的鼻血。
腳步已經跨出，鳥兒已經飛走……
逃跑以它一連串的驚歎號，以無窮的“９”的速度從這一夜開始偏離了所謂“聽話”的道路（或人生服從的道路）。它公開或暗中一直向左，它使我加速成為一個“秩序”的否定者、安逸的否定者、人間幸福的否定者。隨著逃跑不斷升級，我理解了“鬥爭”、“階級”、“左派”、“解放”這些詞語，它們在一個誠實的孩子的注目下顯得無限傷感、催人淚下，同時一股近似於自我犧牲的極端熱情把我推向“極左”（自戀狂或虐待狂）的尖端。這尖端頂著詩人放肆的特徵但沒有什麼庸俗的快樂。它僅僅為我喚來一首詩的幾點閃光以及前途未卜的變遷，除此之外就是肉體的疲乏和靈魂的狂妄。
時光強硬地向前推進。１９８９年７月，我在北京同我的朋友——一位出色的詩歌翻譯家李賦康討論我的詩歌英文翻譯，談話中，我曾告訴過他我的詩深受父母影響，它的核心是“母親激情”，它的外表是“父親形式”。
通常情況下，我這個“下午”的歌者（不像張棗，他是“正午”幸福的歌者）總是在母親“下午”的氛圍裡面朝“左邊”尖聲歌唱：該是怎樣一個充滿老虎的夏天
火紅的頭髮被目光喚醒
飛翔的匕首刺傷寂寞的沙灘
……
叛逆的*的兒子
空氣淹死了你的喘氣和梳子
……
憤慨的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