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騙誰呢。如果我在護士把針頭從我胳膊裡拔出來後，跟紅十字會里給我遞巧克力夾心餅乾的人說我覺得不是很好，會發生什麼呢？地震？火災和洪水？狗屁。
“不，”我說，“我真的覺得一直不是很好，拉爾夫。”
“流感？最近一直在蔓延。”
“不。事實上，我這次沒得流感。並且我一直睡得很好。”這句話是真的——莎拉—拉弗斯的夢沒有再出現，不管是平淡的還是強烈的。“我想我也許是情緒低落。”
“哦，你應該去度假，”他說，然後啜著他的咖啡。他再次抬頭看我的時候皺了皺眉，放下杯子，“什麼？有什麼不對勁嗎？”
沒有，我想象著說。拉爾夫，你就是第一隻打破寂靜的鳥，就是這樣。
“不，沒什麼不對勁，”我說，然後，因為我有點想知道話從我自己嘴裡說出來是什麼樣，我重複了一啟遍。“度假。”
“哦，”他說，笑起來。“人們一直這樣做的。”
人們一直這樣做的。他這樣說是對的；即使是那些並不能全然負擔起度假費用的人。當他們疲倦的時候。當他們被自己的麻煩弄得緊張憔悴的時候。當世界對他們來說太沉重的時候，掙錢然後花錢。
我當然負擔得起度假，我當然也能從工作中抽出時間——什麼工作，哈哈？——然而我需要這個紅十字會發餅乾的人向我這樣受過大學教育的傢伙指出本應是顯而易見的事情：自從我和喬在她去世前那個冬天去過百慕大後，我還沒有真正度過假。我的那口飯碗已經不再有東西了，但我依然堅守著它。
直到那年夏天，當我在《德里新聞》上讀到拉爾夫·羅伯茨的訃告時（他被一輛汽車撞倒），我才充分意識到我欠他有多麼多。讓我告訴你，那個建議比我獻血後得到的任何一杯橙汁都要好。
我離開餐館後沒有回家，而是徒步走過半個這該死的城市；上面有部分完成的填字遊戲的那版報紙夾在胳膊下面。我一直走到覺得冷了為止，雖然氣溫正在變暖。我沒有去想什麼事情，但我又想到了所有的事。這是一種特殊的思考，當我準備寫一本書時常有的那種，雖然我有好幾年沒有那樣思考過，我很容易很自然地就進入了這種狀態，就好像我從來沒有離開過這種狀態。
這就像有人開著大卡車停在你的車道上，然後把東西搬到你的地下室裡。我無法找到比這個更好的解釋了。你不知道這些是什麼東西，因為它們都被包在鼓鼓囊囊的棉被裡，但是你不需要知道。那是傢俱，你需要用來使你的房子看上去像個家的所有東西，使它剛剛好，恰好是你想要它成為的那種樣子。
當這些傢伙跳回到他們的卡車上開走後，你下到地下室並走來走去（像那個上午我在德里遊蕩一樣，穿著舊套鞋翻山越谷），這裡摸摸一條邊，那裡摸摸一個角，這個是沙發嗎？那個是衣櫃嗎？這些都不重要。每樣東西都在這裡，搬東西的人沒有忘記一件東西，雖然你不得不自己把它們都搬上樓去（在這個過程中經常會扭傷你可憐而衰老的背），這很好。重要的是送來的貨很完整。
這一次我想——希望——送貨卡車運來了我後面四十年需要的東西：我可能不得不度過的沒有創作的年頭。他們曾經來過地下室的門口，他們曾很有禮貌地敲門，幾個月後仍然沒人有應門時，他們終於拿來一柄破牆槌。嗨！夥計，希望這聲音沒太嚇到你，對不起這個門了！
我不在乎這個門；我在乎這些傢俱。有哪一件損壞或丟失了嗎？我不這麼認為。我想我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把它們搬上樓去，撕掉傢俱的包裝，把它們放在該放的位置。
在我回家的路上，我經過了“影子”，德里可愛的懷舊小電影院，雖然（或許因為）有錄影技術的變革，它還是生意興隆。這個月他們在放映五十年代的經典科幻電影，但四月份是獻給漢弗萊·鮑嘉的，喬一直的最愛。我在招牌下面站了一會兒，研究其中一部即將上映的大片的海報。然後我回家去，從電話本上隨機選了一家旅行社，告訴接電話的傢伙我想去基拉戈島。你是說基韋斯特島嗎，這傢伙說。不，我告訴他，我是指基拉戈島，就像鮑嘉和巴考兒演的電影《基拉戈島》裡的那個。三個星期。然後我重新考慮了一下。我有錢，我一個人過，並且我退休了。狗屁的“三個星期”算什麼？六個星期吧，我說。給我找一間小屋或其它什麼的。那會很貴的，他說。我跟他說我不在乎。等我回到德里的時候，就是春天了。
同時，我有一些傢俱要拆開包裝。
第一個月我被基拉戈島迷住了，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