則。
慶曆七年，貝州卒王則據城反，號東平郡王，建國曰安陽，改元曰德聖，旗幟皆為佛字，王則原為涿州饑民，流至貝州為卒。起事前與州吏張巒、卜吉結黨預謀起事，後來事覺亟叛。文彥博募死士穴城，破之，檻送王則京師，剮於馬市。
綜析司馬光提到的上述四例，其領頭起事的有小民，如王小波、李順，有士卒，如王倫、王則，有中級軍官，如王均。除了王倫之外，規模皆很可觀，王倫的人馬大約只有千百，其他三人的兵力都在萬人以上，或多達十數萬，起事之後往往有“徒黨漸多”的現象。李順、王均、王則都曾“建元”，即使王倫，歐陽修也從其“衣黃衣衫”的行為斷其不是“常賊”，也就是距離“建元”之類只差著一步。有意思的是，歐陽修憂心如焚上書陳說如何從各方面加強政權的建設，卻無一字論及“盜賊”的起因，他是治標不治本；而劉敞卻從根本上找原因，他作了一篇《患盜論》，提出“盜有源”的問題，他認為“盜源”是“衣食不足，政賦不均，教化不修”，如果是“豐世，治世，化世”，則無“盜，賊，亂”的問題。可見，那些或千百或數萬十數萬的“盜賊”隊伍，絕大多數人當如歐陽修所說“皆是平民”，即普通民眾或普通兵士。朝廷對這些“盜賊”的基本方針，是*、剿滅、殺戮。
那麼我們再來看《水滸傳》故事年代（哲宗、徽宗）的歷史情況如何。史料依據何竹淇先生《兩宋農民戰爭史料彙編》上編第二分冊。
《續資治通鑑長編，哲宗紀》：元祐元年，廣州岑探率群黨四五千人圍新州。
《宋史》蒲宗孟傳：元祐初，梁山濼，素多盜。
元祐六年，蘇東坡《賑濟淮浙流民狀》：壽州盜賊已漸昌熾……恐淮南群盜不止，流入潁州界，饑民附之。《與李直方酬獎狀》：知潁州蘇軾狀奏，臣自到任以來，訪得本州舊出惡賊，自元祐二三年間，管三等嘯聚為寇，已而又有陳欽，鄒立等亦是群黨劫殺，累至與捕盜官吏鬥敵，……近日壽州界內強賊甚多，打劫魏解元、施助教等家，皆一二十人，白晝騎馬於鎮市中劫人。
《宋會要輯稿》6791頁：紹聖四年，知福州溫益言，京東奸民，多匿深山窮谷之間，時出為盜。
元符三年，陳次升《上徽宗奏論永安縣強盜》：“今永安縣陵寢側近，賊盜公行，殺人無忌”
大觀年，《宋會要輯稿》6959頁：“中書省勘會諸路並京畿賊盜，未至衰息”。
《宋史曾公亮傳》：“時京邑有盜，徽宗期三日不獲，坐尹罪”。“畿內飢，多盜”。陳次升《上徽宗奏論京師強盜》：“臣竊以京師浩穰之地，人物繁夥夥，寇盜頗多”。
《宋會要輯稿》6959頁：“河朔沿西山一帶，林木茂密，多有逋逃藏匿其間”。
蘇過《斜川集》：大觀初，太行有黠盜李免（勉）者，聚徒山谷，時出寇掠，驚擾郡邑。
《宋史》陶節夫傳，蔡居厚傳，石公弼傳：太原府群盜李勉起遼州、北平之間，河東河北騷動。河北河東群盜起，太原、真定守皆以不能擒捕，罪去。江賊巢藏菰蘆中，白晝出剽，吏畏不敢問。
《湖北金石志》卷11，隨州大洪山慧照禪師塔銘：政和三年，草寇李鬲，竊發於鄧之鄙，寺之運糧丁數十輩，偶為賊所掩，盡奪其糧以去。
《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141：政和五年，晏州多罔多大首領卜漏，以其州六縣水路十二村及思峨之眾，並十州五村團羅始黨諸夷，凡十餘萬，分兵四出，……蜀土大震。
政和六年，李綱《與鄭少傅書》：往年劉五起於淮南，不過有眾數千人，竄伏山谷間。
《十朝綱要徽宗紀》：戊戌重和元年五月，淮南廬、壽州平，生擒賊首劉五。
方勺《泊宅編》卷下：廬州慎縣黃山，連線無為軍、壽州、六安界，蓋賊穴也，居民千餘戶，而藏賊以活者八百餘家。
元好問《遺山集》卷22：西山（太行山）劇賊千餘人，據險為柵……公（太中大夫劉汝翼）乃常服詣賊柵，辭情慷慨，群盜慚服，明日，與其酋把肩俱下，而無亡鏃之費。
《京口耆舊傳》卷八：劉賓王起黃岡，據險守要，官兵不能下。
陸心源《宋史翼卷李珙傳》：劇賊劉花三嘯聚，自虔、吉入寇廣東。
王偁《東都事略徽宗紀》：宣和三年二月，方臘陷楚州，淮南盜宋江犯淮陽軍，又犯東京、河北，入楚、海州。
以上記錄說明這個年代也是大小“盜賊”頻起，這正與《水滸傳》所反映的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