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現實一致。雖然《水滸傳》綜合利用了元雜劇、元話本等資料，但不是簡單匯總加工就能作成這部小說的，在內容的深度廣度上都說明它是一次全新的創作，這個創作所依據的社會歷史事實，它的靈感的來源，這些宋史材料就是一個生動的說明。把《水滸傳》一書輕描淡寫、普泛化地說成是“講窮途末路、爭取生存、謀求自保的故事”，“並不是什麼農民起義”，看來是很難成立的。
哲宗徽宗年代這些大小“盜賊”，其中規模較大、資料較多的是徽宗年間的卜漏、方臘、宋江。
卜漏是瀘南晏州諸夷的一個大首領，因不滿“瀘帥”賈宗諒為代表的統治者對夷人的壓迫剝削，率眾起事，兵力達十多萬人，最後被朝廷*，夷民慘遭大規模屠殺。
方臘是當地“摩尼教”首領，家有漆樹園之類，該屬當地社會中上層人士，起事的原因是北宋政府的橫徵暴斂，他以“聲色狗馬、甲兵花石，糜費之外，歲賂西北二虜銀絹以百萬計，皆吾東南赤子膏血也……吾民求一日飽食不可得……東南之民苦於剝削久矣”為號召，幾天之內，其隊伍就有十多萬人，三個月內攻佔了睦州、歙州、杭州、婺州、衢州、處州以及青溪五十二縣，各處響應，人馬發展到百萬以上。方臘起義最後被朝廷血腥*下去（《彙編》記方臘事甚詳，亦可參見翦伯贊主編《中國史綱要》）。
以上列出的較小規模“盜賊”中，有一處不是武力*的，而是運用了“招降”的一手，這就是元好問在《遺山集》中所記的：“西山劇賊千餘人，據險為柵……公（太中大夫劉汝翼）乃常服詣賊柵，辭情慷慨，群盜慚服，明日，與其酋把肩俱下，而無亡鏃之費”。這一手有人主張用來對付“淮南盜宋江”，這就是著名的“侯蒙上書”，說：“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京東，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材必過人，不若赦過招降，使討方臘以自贖，或足以平東南之亂。”徽宗對這條建議頗為欣賞，稱侯蒙“忠臣也”（《彙編》引王偁《東都事略》卷11《徽宗紀》）。
《彙編》的編者何竹淇先生經考證認為，“宋江之討方臘，固有明證”，是一個歷史事實（見《彙編》上編第二冊第415頁）。侯蒙的建議得到了朝廷的採納，北宋歷史上“淮南盜宋江”是受了招安並且被派去參加*方臘。但翦伯贊《中國史綱要》認為宋江未降，而在方臘失敗後被朝廷*。至於宋江原來的身份，《宣和遺事》稱他為“宋押司”，別處資料只稱他為“盜”。
從以上簡略所陳可知，北宋徽宗年間這三起較大“盜賊”事件中，卜漏、方臘是當地社會中層以上人士，振臂一呼領導了規模巨大的民眾起義，宋江從《宣和遺事》以及他的才能上推測，是個下層吏員，他手下骨幹有三十六人，隊伍至少也當有數千人眾。他們起事的原因在卜漏、方臘事蹟中記載最明確，宋江事中未有說明，只說是為“盜”，應當說那原因也與卜漏方臘起事原因差不多，是以民不聊生和反抗朝廷*為號召的。《彙編》中錄入的《揮麈後錄》說得對，朝廷動腦筋搜刮天下，而州縣吏對民亦無“卻顧之心”，他們“竭澤而漁，急如星火”，於是“民不堪命，遂皆去而為盜”，這就是“盜”的來源了。卜漏方臘宋江的基本隊伍，當然就是貧苦的農民以至饑民，而方臘更有一種宗教做思想和組織的基礎。他們的所言是反抗*黑暗的朝廷，他們的所行是與朝廷武裝的作戰。朝廷對於他們主要採取血腥的*，必要時也採取撫降招安的辦法。他們的結局是被*下去，如果是受了招安，就要被派去*別的“盜賊”，其結局可想而知，《水滸傳》對梁山英雄悲慘結局的描述，該是有充分的現實基礎的，而不是憑空的文學想象。
以上大小“盜賊”，除了有時急如飄風橫行千里無人敢擋之外，一般是藏身深山窮谷茂密林木以及江湖菰蘆之中，正如《水滸傳》裡大小山頭的英雄們一樣。
《水滸傳》中的梁山好漢，即朝廷眼中的“盜賊”，在起事的原因、隊伍的組成、所言所行的方面，與史實所載的這些大小“盜賊”是一致的還是有何根本不同？另外，朝廷對他們的政策、他們的結局，與以上史實所載的是一致、還是大為不同？
我想，這是一道不難給出正確答案的問題，這題目交給任何一個良等以上的中學生即可完成，而且《水滸傳》作者在這個問題上，具有很明確的理念，生動體現在他的謀篇佈局、人物安排、故事描寫這些方面，他就是要以這部小說給歷史上這些大小“盜賊”寫一部正史。比如打劫生辰綱，在官府看來是發生了不算小的“盜賊”事件，而在晁蓋吳用等七人看來，這不過是收繳貪官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