涼悲慘的事情！人們把吳嘉紀與程岫的關係，比作唐代的韓愈跟孟郊。後來為吳嘉紀收集遺稿刊刻行世的，就是程岫、汪楫、汪芾斯這些詩友，其中有官吏有平民，加上在此之前已經去世的周櫟園，作詩的同調也就是作人的同調，成為他們交友的基礎，若以庸俗視之，也就解釋不通。
三，民。“讀《陋軒集》，則淮海之夫婦男女，辛苦墊隘，疲於奔命，不遑啟處之狀，雖百世而下，瞭然在目。甚矣，吳子之‘以詩為史’也”，即使是杜甫的《兵車行》，元結的《舂陵行》，也是難以超過吳詩的了！吳嘉紀同時代人陸懸圃（廷掄）對吳詩的這個評價，是不過份的。這位陸廷掄有個兒子，就是後來鄭板橋最敬重的老師陸種園（由此可析鄭板橋的思想淵源）。
吳嘉紀隱居安豐鹽場，與燒鹽灶戶為鄰，寫下大量杜甫式的現實主義詩篇，正如“泰州學派”所主張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臨場歌》寫道，豺狼一樣的官吏，“騎馬入草，鞭出灶戶”，以催稅為名對窮人“笞撻”，併到富人家裡享受款待。當他們在富人家裡“優人喧闐，堂上高會”時，卻有窮人在“門前賣子”。對於他們的作威作福，倘若鹽丁敢有言論，就要被打落牙齒。在這篇詩的前面，詩人作有題記，說，雖然灶戶很窮，以往稅收，也沒有敢拖欠，現在春秋兩季，官吏就藉口催徵，下鄉盤剝，而不顧“兵荒之餘”的格外窮困。吳嘉紀為這些窮民，寫下了著名的《絕句》：“白頭灶戶低草房，六月煎鹽烈火旁。走出門前炎日裡，偷閒一刻是乘涼”。
詩人《冬日田家》寫道：“殘葉一村虛，臥犬冷不吠。帶夢啟柴荊，落月滿肩背。地荒寒氣早，禾黍連冰刈。里胥覆在門，從來不寬貸。老弱汗與力，輸入胥囊內。囊滿里胥行，室裡飢人在。”畫面雖是淡淡的，矛盾卻尖銳而無奈，冷中極熱。人民往往棄家而逃，其《懷王鴻寶》詩寫道：“此中今有誰？但有狸與蛇。何事盡室逃？公家賦苛稅。追呼曾幾日，村村無人家”。有做官的詩人來拜訪他，他總是向他們訴說民情，希望他們能體恤窮民疾苦。他贈詩汪芾斯說：“荒荒瀕海岸，役役煎鹽氓。終歲供國稅，滷鄉變人形。飢兒草中臥，蟋蟀共悲鳴。倘不逢良牧，何由慰群生？”
他的《哭劉業師》寫著他的老師劉國柱的窮困。這個主講安豐社學十年之久的“泰州學派”傳人，“博涉經書，自經史子集旁及醫卜，無不通曉”的學者，有多種著作的名儒，“門巷青蒿塞”，“高寒俗所嗤”，“室寒蠅懶入，瓶罄鼠常稀”。生前窮困，身後淒涼，詩人不由得流著眼淚大聲說“貧士不可死，家人唯掩扉”！
詩人所居的安豐鹽場，常遭大水，他寫過《風潮行》、《海潮嘆》，描寫人民的痛苦，“悲哉東海煮鹽人，爾輩家家足辛苦。頻年多雨鹽難煮，寒宿草中飢食土”。大水來時，“沿海人家數千裡，雞犬草木同時死。南場屍漂北場路，一半先隨落潮去”。他的《堤決詩》寫的是自己與民眾一起遭遇大水的情況，“……堤決，俄傾，門巷水深三尺，欲渡無船，欲徙室無居，家人二十三口，坐立波濤中五日夜，抱孫之暇，作堤決詩十首，詩成，對落日擊水自歌，境迫聲悲，不禁累累涕下”。這極悲慘的文字告訴我們，窮困的詩人平日是如何苦中作詩的。
詩人在描寫了湯湯洪水和人民的困苦狀況之後，筆鋒一轉，指向了麻木不仁的官吏：“吏胥用錢求開徵，以災為豐爾最能”，官吏竟然賄賂上司，隱瞞災情，以災為豐。所以，“堤邊幾人魂乍醒，只愁徵課促殘生”，人民被這些貪官汙吏弄得膽戰心驚也就不奇怪了。
有一天，詩人為欠高利貸逃到一個灶丁的家裡，“草舍不盈丈，乃在滷壤中”，灶丁“居人象鬼魅，衣食常不充”，以往只是眼中看到灶丁和他們的草舍，想不到今日竟然和他們棲宿在一起了。詩人帶著孩子一起逃，“呼兒匿草中，叱吒債主來”，躲在草中不敢有聲音。鹽商為了侔利，僱船買滷，僱灶丁連夜煮鹽，這時，北斗低照，詩人處於草間霜露之下，目擊著灶丁怎樣辛辛苦苦夜間煙火之中的勞作，想問鹽商一句，你們是一種什麼人？夜睡草叢裡的詩人，想到自己這麼大歲數了，竟然被逼得像個“異類”一樣露宿野外，不覺淚水長流。又想到家中病臥在床，無東西可吃的妻子，只有解嘲說，妻子是“病腸幸不飢”。詩中他把自己比作一隻“雄雉”，儘管有美麗羽毛，要追隨天上鴻鵠，沒有力氣，也不是時候，即使做著一隻野雉，也還“常愁觸羅網，顧盼心驚疑”呢。透出了詩人的一種清醒認識，他保持著小心謹慎的態度。這樣，詩人的命運又一次與窮苦百姓的命運匯合到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