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杜月笙決定投資福澄公司，便命徐懋棠當場開了一張法幣５０００萬元的支票，交給袁國樑，由袁國樑寫一張臨時收據，手續便告完成。 袁國樑和王先青對福澄公司的事部署完畢後，兩人又雙雙進拜師門，請杜月笙定一個召開股東大會的日期，杜月笙卻望望袁國樑，回答他說： “這個企業是你的，我們大家不過捧捧你的場，你自己要怎麼做就怎麼做，不能事事依靠我們啊。” 這幾句叮囑似乎有點多餘，然而，袁國樑細細玩味，杜月笙這樣交代一聲，其實，他是藉此宣告他投資福澄，答應擔任董事長，完全是為了支援袁國樑，他掛名義當董事長，自己卻不過問福澄的業務，好叫袁國樑放心大膽辦事。 但是，在口頭上，開會日期這件小事，還是得請杜月笙做決定，袁國樑繼續請示，杜月笙便面帶微笑地向王先青說： “先青，你來定個日期。” 王先青想了想，方說： “下星期日如何？” 杜月笙點點頭，答道： “好，就定下星期日，在麗都開會。” 開會結果，由於江陰“三大亨”聽說福澄股東們要推選杜月笙為董事長，自忖“亨”不過，知難而退，於是杜月笙順利當選。 杜月笙從事紡織工業，始於抗戰時期。一家頗具規模的“沙市紗廠”，自湖北沙市，西遷重慶，因為股東意見不合內部發生糾紛，幾乎關門大吉，杜月笙鑑於出資收購股權，將沙市紗廠接過來經營，後來他又應聘擔任過公營的中國紡織公司董事長。勝利返滬後，在福澄公司聯營紗廠之後，杜月笙又發起創辦了榮豐一廠、二廠，兩廠擁有工人２０２６名；此外，他也是擁有７７７名工人的恒大紗廠以及遠在西安的利秦紡織廠董事長，這樣一來，杜月笙也算得上是紡織業鉅子。 １９４６年秋，“中華民國機器棉紡織工業同業公會聯合會”在上海舉行第一次大會，從全國各地搭乘飛機出席會議的代表多達１００多人。各地代表紛紛抵達上海時正值杜月笙纏綿病榻，輕易不出大門一步。一日，忽有７位紡織業代表連袂來訪，杜月笙勉力起床待客，７位客訪之中有６區公會的秘書長奚玉書、無錫榮家紡織業的主持人榮爾仁，還有唐星海，恆社弟子袁國樑等人。 寒喧之後，這７位紡織代表表明來意。原來他們是代表中的代表。因為這時國內公管紗廠廠家很多，代表票數佔多數，民營紡織代表業已獲得訊息，公營紗廠集中選票，打算把“聯合會理事長”這個重要職位，由公營紗廠代表擔任。  ＇返回目錄＇  
當上了全國紡聯的盟主（2）
唐星海、榮爾仁等向杜月笙反覆陳詞，公營紗廠是官辦的，他們平時就已得到官府給予的若干便利，假若聯合會理事長一席再被官方代表所獲，民營廠商越加少了一個有力的發言地位。７位紡織代表懇請杜月笙出馬，角逐聯合會理事長一席，他們針對杜月笙的愛國心理，一個個以大義相勸，說： “紡織事業非特關係國計民生，對於國家民族也有很重大的影響，試看日本人在民治維新以後之能夠富強，便是由於他們紡織工業的發達。” 杜月笙何嘗不曉得這些大道理，對於全國紡織公會聯合會理事長一席又何嘗不想坐坐？但是他信心還沒恢復，自忖並無把握，於是不管７位代表怎麼說，他都是婉言推辭，他說他大病未愈，身體不好，就是選上了也實在是難以擔當重任。 ７位代表費盡唇舌，結果是大失所望，怏怏而去。他們走後，杜月笙繞室彷徨，深思熟慮，他心知擔任這一個全國性工業團體理事長地位的重要性，忍不住又怦然心動，他在極短暫的時間裡，迅速地做了決定：“不妨藉此一次競爭，測度一下自己捲土重來的機會，是否已經到臨？ 於是，他想到就辦，立刻命人打電話到袁國樑家裡，請他即來１８層樓。當袁國樑奉召匆匆趕到，袁國樑一坐下，他劈頭第一句話便問： “剛才你們各位來講的那件事情，究竟是不是誠心的啊？” “是誠心的。”袁國樑肅然回答，“不但誠心，而且很急。” “怎麼會很急的呢？” “因為我們得到訊息，公營紗廠不論大小，都由公家出飛機票錢。叫所有的代表務必出席，由此可知，公營紗廠對於這理事長一席勢在必得。”接下來，袁國樑又向杜月笙分析箇中利害：“公營紗廠代表當了理事長，一定不會為民營廠商盡心出力，所以，民營廠商對於這理事長一席，自是非爭取到手不可。” 沉吟半晌，杜月笙已下定決心，冒險一試，但是他仍關照袁國樑說： “這個理事長，我做不做倒是無所謂，就怕萬一選不上，坍不起這個臺。這麼樣吧，你去替我各方面摸摸看，早些給我回音。” 袁國樑應聲而退，把杜先生有點意思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