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洪武時的情況是“用刑太繁” 甚至“無一日無過之人” 。後來，他雖說過“刑罰世輕世重”的話，但他的根本思想並未改變。洪武三十年（1397年），申刑法畫一之制，“令子孫守之”，“群臣有稍議更改，即坐以變亂祖制之罪”。 建文帝衡破舊規，實行寬刑，是需要有些勇氣的。建文二年九月，建文帝下令“赦流放官員，錄用子孫洪武中以過誤逮及得罪者，皆徵其子孫錄用之” ，“徵洪武中功勳廢誤者子孫錄用之” 。因而，在建文朝的官僚隊伍中，有不少人是在洪武中遭到貶黜放廢的人。這種措施是對洪武政策的實際否定，是一種平反。
我們再來看看田賦。
建文帝在即位詔中表示，要“誕布維新之政”，“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期致雍熙之盛”。 接著他下了一道包括赦死罪、寬刑獄、蠲逋租、賑災荒的詔書 。每個皇帝上臺，都照例要做一番冠冕堂皇的文章，而建文帝的詔書卻不完全是例行公事，他確實想有一番作為。這年冬天，他又下詔賜明年田租之半。詔書說：“朕即位以來，大小之獄，務從寬省，獨賦稅未平，農民受困。其賜明年天下田租之半。” 建文元年正月，又下養老詔，命官贖民鬻子 。同年三月，詔均江浙田賦，人得官戶部。詔書說：“江浙賦獨重，而蘇松準私租起稅，特懲一時之頑民，豈可定則以重困一方？宜悉與減免，照各處起科，畝不得過一斗。田賦既均，蘇松人仍任戶部。”
江浙蘇松地區賦稅重於他地，人不得官戶部，是朱元璋留下的問題。朱元璋在初取天下時，據說：“憤其城久不下，惡民之附寇（指張士誠），且受困於富室而更為死守。因令取諸豪族租佃簿歷付有司，俾如其數為定稅。故蘇賦特重，懲一時之弊。” “初，太祖寶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