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明成祖朱棣，更無法記述事實真相。
（2）明人為伸張其政治抱負，對建文帝其人充滿同情和思念，為寄託對建文帝及忠臣義士的懷念，寧可相信傳說而不願深究歷史真相。為了宣揚忠君殉節的觀念，甚至有意渲染並不存在的傳說。
（3）清初史學家，或由於自身的經歷或由於政治環境而回避事實真相。以遺民自居者，借建文史事寄託故國之思，反省明亡之痛；降附新朝的亡國二臣，身負罵名，豈敢再指那些宣揚忠節的書為偽書？
（4）舊史家在正統觀念指導下，斤斤計較“書法”的長短，為了給統治者開脫，不惜抹殺事實，曲圓其說，比如，宣揚燕王繼統出於朱元璋的有意安排，建文遜國是有意讓位，朱棣入統受之無愧，等等。
還有，清朝在入關之初，也遇到了同樣尷尬的局面。他們趕走李自成，聲稱為明朝報君父之仇。而崇禎帝自縊後，仍有兒子下落不明。清朝控制了中央政權，但反清勢力仍然十分強大。一些反清復明的勢力就奉朱三太子為旗幟反抗清朝。所以在當時，清廷力主朱三太子已死，絕不可能在民間躲藏，用此來斷絕復明者的希望，以安人心。這同這同建文帝的生死一樣，是政治問題。於是，清初的一些書寫歷史的館臣體會當政者的意思，便主張建文帝焚死之說，以避免人們影射朱三太子。
7．不是結論的結論
關於建文帝的下落，仍可以用明史前輩王崇武先生的話：“官書曲解歷史，野史漫無根據，皆非信史”因此，從明末王世貞、錢謙益以迄清初徐乾學、朱彝尊王鴻緒輩，皆思於此段史事有所考索，而其實甚少發明者，誠以史料缺乏故也。”在現在還沒有新的材料發現之前，我們的結論是：
（1）建文帝不論是焚死還是出亡；不妨兩存其說。
（2）即使建文帝真的出亡；傳說中各種細節也都是不可信的。
下篇 一代雄主
一、靖難之役透視
一個好端端的江山，為什麼發生了四年的戰爭？一個承平天子為什麼被趕下了臺？除了戰爭雙方的個性不同，能力懸殊，用人各異之外，還有沒有別的原因？不少論者都把靖難之役看做是皇室內的奪權鬥爭，並沒有深刻的社會原因。但在仔細分析靖難前後的史籍之後，不禁對這種說法提出懷疑。儘管由於永樂年間的禁燬，我們所得到的往往只是蛛絲馬跡，而將這些蛛絲馬跡悉心串聯起來之後，我們就發現了一個非常廣闊的背景。這不僅使我們能對“靖難”前後的政治變遷做出更深刻的判斷，而且也使我們對建文帝和永樂帝的評價更為準確。
那麼，就讓我們來透視靖難之役。
要透視靖難之役，還應該從建文政治說起。建文君臣所推行的是一套與洪武截然不同的政策，他們變更祖法實行新政的思想是極為明確的。建文皇帝所倚重的大臣兵部尚書齊泰說：“《皇明祖訓》不會說話，只是用新法便。” 這顯示他們對祖宗舊制的蔑視和實行變法的決心。
我們先來看看建文前後刑法的變化。
建文帝長於深宮，自小接受儒家教育。各書均記載他“仁柔”、“孝友”，這種品格反映在他的政治生活中，則與朱元璋的嚴刑酷法相反。“太祖春秋高，中外萬機，嘗付帝（建文）裁決。時尚嚴核，帝濟以寬大，於刑獄猶多減省，遠近忻忻愛戴” 。據說，朱元璋曾經以律授皇太孫，皇太孫“遍考經禮，參之歷朝刑法志，改定七十三條，帝覽竟，大喜曰：‘吾當亂世，刑不得不重。汝當平世，刑不得不輕。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 。建文所改七十三條，內容如何，今已不可考。有人曾考證建文所改者是例而非律 。不過由嚴改為寬，大概是確實的。
建文即位，繼續實行了寬刑的方針。他說：大明律“較前代律往往加重。蓋刑亂國用重典，非百世通行之法也。……律設大法，禮順人情，齊民以刑不若以禮。其傳諭天下有司，務崇禮教，赦疑獄，嘉與萬方，共享和平之福。” 這樣做的結果是“罪至死者，多全活之。於是刑部、都察院論囚，視往歲減三之二，人皆重於犯法” 。因此，建文二年（1400年）詔曰：“頃以訴狀繁，易御史臺號都察院，與刑部治庶獄。今賴宗廟神靈，斷獄頗簡，其更都察院仍漢制御史府，專以糾貪殘，舉循良，匡政事，宣教化為職省。” 這一機構的改變是刑獄減少的結果。
洪武初，朱元璋曾說：“水弱民狎而玩之，故多死也。蓋法嚴則人知懼，懼則犯者少，故能保全民命。法寬則人慢，慢則犯者眾，民命反不能保，故守成者不可輕改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