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南下因糧，但這時“農人收穫，壁不可堅；禾稼棲畝，野不可清。虜或因糧於我遂深入，而秋高馬肥，恆憑強以逞”。因而“防秋之兵，遠地調集，主客相參，步軍受陴，馬軍列營，視四時獨加嚴焉” 。朱棣以及後來的君臣，在北部邊防問題上儘管處心積慮，但似乎沒找到問題的根源。問題在於，只要上述經濟形勢不改變，明朝的所謂“邊患”就不能解除。朱棣的頻年征討，更加重了草原地區與中原的隔絕局面，想要制馭蒙古幾乎完全不可能了。
八、從“來者不拒，去則不追”到“逆命必殲”的政策轉變
雖然，在朱元璋的懷柔政策下，有不少蒙古官民歸順了明朝，甚至在官僚隊伍中有韃官，軍隊中有韃軍；雖然由於明軍的打擊，由於蒙古內部的紛爭，蒙古勢力有所削弱，但從整體上說，蒙古韃靼、瓦剌、兀良哈三部並未正式置於明朝的統治之下。明人說：“成祖以武定天下，欲威制萬方。” 對於不肯歸順的蒙古勢力是不會置之不問的。但是，朱棣即位之初，百廢待舉，而處於紛爭中的蒙古各部，一時也還難以給明朝構成威脅，因而，朱棣對蒙古的政策在永樂初期是以懷柔為主，以防守為主，即所謂“來者不拒，去則不追”。凡來歸附的，均以禮接納，不願歸或歸而復叛者，也不強求。
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1402年）十二月“有邊地降虜叛去者，寧夏總兵官左都督何福“請舉兵追之”。朱棣說，“但今朝廷大體，當以誠待之。春秋馭夷之道，來者不拒，去則不追。蓋彼之來，既無益於我，則其去也亦何足置意！況其同類頗眾，其間必有相與為親戚者，今若以兵討叛，其未叛者亦將置疑。不若姑聽其去，但嚴兵備、固疆圉，養威觀釁，順天行事。如造次輕舉，後悔無及。”
對於邊外用兵，朱棣還舉漢武帝以為戒。他說：“漢武帝窮兵黷武以事夷狄，漢家全盛之力遂至凋耗。當時雖得善馬，豈足償中國萬一之費？朕今休息天下，惟望時和歲豐，百姓安寧。至於外夷，但思有以備之，必不肯自我擾之以罷弊生民。”
可見，這時朱棣對於邊外用兵十分謹慎，他的這種決策，顯然受到實力的制約。
既然一時還不能臣服韃靼、瓦剌諸部，那麼，只有先求與之通好。朱棣一即位便遣使赴和林敕諭諸部酋長。永樂元年（1403年）蒙古諸部推奉鬼力赤為可汗。朱棣又遣使致意，諭之曰：“比聞北地推奉可汗正位，特差指揮朵兒只恍惚等齎織金文綺四端，往致朕意。今天下大定，薄海內外皆來朝貢。可汗能遣使往來通好，同為一家，使邊城萬里烽堠無警，彼此熙然，共享太平之福，豈不美哉！”
這位鬼力赤可汗，對於已經分裂的蒙古，並不能做到實際的控制，特別是無法控制西部蒙古的瓦剌部。朱棣承認鬼力赤在全蒙古的統治權，也是限於力量無法向北伸延。但朱棣並不是不想對蒙古進行控制，他在永樂二年便向瓦剌等地派出使節，爭取不戰而屈之。其諭瓦剌頭目馬哈木、太平、把禿孛羅及和林等處頭目說：“朕承天命，主宰生民，惟體天心為治，海內海外，一視同仁。今天下底定，四方萬國無不來廷，皆已厚加撫綏，勸忻感戴。惟迤北諸部猶觀望進退，出沒邊境，未有歸誠。今遣指揮完者先那海、百戶亦剌思等往諭朕意。夫天下一統，華夷一家，何有彼此之間？爾其遣人往來相好，朕即授以官賞，今還本地射獵畜牧，安生樂業，永享太平之福。”
我們對比永樂元年和永樂二年的兩通敕書，便會發現其中的矛盾。朱棣既然承認鬼力赤為蒙古可汗，要求通好，便不該再遣使瓦剌頭目及和林等處頭目，望其歸誠；反之，要求瓦剌頭目及和林等處頭目歸誠明廷，便是對其可汗的不友好。朱棣推行如此矛盾的政策，正反映了他的尷尬處境與矛盾心態。他希望統治全蒙古，做個主宰華夷的君主，但沒有力量；他遣使蒙古可汗鬼力赤要求通好，但不真誠，因為他有臣服蒙古之心。這種矛盾的政策使他無法處理好與鬼力赤的關係，鬼力赤等人對朱棣的心計看得一清二楚。另外，可以斷定，朱棣一旦認為自己的力量強大到足以臣服蒙古，便會拋棄這種矛盾的政策。
朱棣一再遣使鬼力赤，但鬼力赤非但無所表示，反而一再傳言鬼力赤有寇邊的意圖。朱棣對此十分警覺。永樂三年五月庚申，韃靼頭目察罕達魯花遣人歸附明朝，使人言，鬼力赤見在卜魯屯之地。朱棣聯想到不久前山西地方曾報告說雲內及天城小尖山有火，因而料定“此必鬼力赤遣人覘我邊也”。他敕諭迤北巡哨武城侯王聰、同安侯火真曰：“爾等可遣精驕密偵其動靜，若來寇開平，即設伏出奇擊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