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勝利後，我回到被我當做第二故鄉的上海，這時已經可以昂首闊步進出過去進不去的咖啡館了。夏衍老人住在靜安寺路一所弄堂房子裡，附近就是DD’S（蒂蒂斯）咖啡館。我當時在辦一張《世界晨報》，有事請教，就都在這家店裡；我把這裡稱作夏老的會客室。這家咖啡館有個特色，喝的咖啡都是在櫃檯上現煮現賣的，煮時清香滿室、一縷藍色的火焰在幽暗的店裡格外奪目，令人好作遐想。有時夏衍老人就在卡位裡寫他膾炙人口的《蚯蚓眼》短文，使反動派頭痛萬分。
何為在他文中提到的賽維納咖啡館位於亞爾培路（今陝西南路）回力球場對門，抗戰前座上大都是西班牙回力球手和周身珠光寶氣的洋女人，中國人是不去的。抗戰後成了中國劇人進出的地方。進得店門是南北兩行靠壁的大車座，經常在北首坐著重慶歸來的遊子，南首坐著上海的劇人，似乎這裡存在涇渭之分，但也掩不住座上的星光璀璨。
我一直是個戲迷，初到香港，就以為報紙寫影評而躋身文壇，一輩子也寫過兩個電影指令碼。其中第一個是根據我給《星島日報》劉邦琛編娛樂版寫的中篇小說《紫瑛》，司徒慧敏看中了這個故事要我改編的。1941年我花了差不多一年的時光，數易其稿寫成，但在重慶寄出後第三天日本軍國主義者就入侵香港，這電影指令碼就此不知所終。另外一個《金磚記》，是抗戰回上海後寫的。故事是上海某家銀行的實事，當然我也加進了上海灘的形形色色，寫一個銀行職員因沉湎於投機買賣證券，生活墮落而偷盜銀行金磚的故事。這個戲已經由金山經營的清華影片公司預備開拍了，但是1948年淮海戰役的大鏖戰，上海時局緊張，投資人抽回資金，不得不停止攝製。我當時自嘆命運多蹇，一個電影，正如十月懷胎，看著要分娩了，結果卻是個死胎，為父母者豈有不痛心的？如今看來，這卻是我的造化，如果那時拍成電影，這將令我迎來噩運，也許1957年僥倖過關，到了“文化大革命”時，就會成為文藝黑線中的嘍囉。“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電影拍成固然風光，可算起賬來，也就吃不消了；我不得不佩服老聃的哲言。
1938年我離開上海時，還有租界，南京路外灘一些大廈裡，如堂皇豪華的匯中飯店和沙遜大廈以及福州路都城大廈樓上的咖啡座等，原來中國人是進不去的，日本軍國主義者代我們收回了租界，這些場所也為中國人開門了。我以一種愉快的心情出現在那裡，但是心裡也有嘀咕，如果是我們自己收回的，那又多麼自豪！
當時，《世界晨報》的地址相離不遠，我經常與朋輩到這些地方去喝咖啡，談時局，交換一些報上“開天窗”的訊息和原來文字，那是為反動派報刊檢查機關所不許刊載的，也談談海內外文壇。我們常聚在一起的有董鼎山、樂山兄弟，已成作家的何為、李君維、吳承惠諸人，都是《世界晨報》的編輯、記者或撰稿人，慘綠年華，風發意氣，想不到如今都已翻然老矣，但也各有所成了。
解放後，我舉家北遷，案頭煩冗，便與咖啡館久違了。記得初到時，東安市場有家起士林，偶然去了一兩次，店裡的氣氛與當時的社會潮流，顯然極不協調，坐在那兒，很不舒服，已找不出半點兒波希米人的浪漫情調了。50年代開始，政治運動一個接著一個，知識分子惶惶然過日子，今日不知明日事，咖啡館也關了又開、開了又關，就不敢去再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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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亦代：咖啡館的餘音（3）
80年代初，我曾去上海參加美國文學研究會年會，晚上無事，曾與梅紹武等去訪問靜安路上的咖啡館。還是那家DD’S，上得樓來，滿座青年男女，高聲歡笑，嘈雜不堪，而且在一片朝氣中忽然摻雜了幾個華髮老人，顯得格外觸目。我們也侷促不安，匆匆喝完冷飲，便悻悻然離去，不敢稽留。我們的時代與座位，早已為青年人所佔有，惟有退出歷史舞臺，安安分分地做檻外人了。
20世紀末文學作品精選散文卷《時間漫筆》白燁、雷達編選
時代文藝出版社1994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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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楷模：咖啡館的老人（1）
僅巴黎市的中國餐館，就多達3000家，這只是東方外來“吃文化”的“入侵”。而作為法蘭西“喝文化”的產物的咖啡館，在巴黎究竟有多少家，恐怕多得誰也說不清。
可以說，咖啡館是各個時代聚集在巴黎的思想家、文學家和藝術家們靈感的搖籃。
咖啡使精力過剩的巴爾扎克越發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