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發著自己想表達的願望,偶爾進來坐在門邊等人的年輕姑娘,以渾然不知的姿態,開啟了海明威的思路,“也許我可以把她寫到小說裡去。”他這麼想。靈感突然來了:意念,細節,故事,緊跟著洶湧而生動地汩汩而來。也許這就是巴黎的文人們,把咖啡館當做是自己家的一個房間的原因。我相信一定有許多人像海明威一樣,可最終是海明威出了大名,於是,我們現在就只知道他的故事了。進入“兩個醜八怪”,用眼睛找到的是結實粗壯的美國青年,上唇留著剪齊的鬍子。
也有人喝醉酒,吵架,調情,用報紙的一角團起來掏耳朵,好像這兒是大家的起居家。在1950年波伏娃給美國情人的信裡,她提到在這裡寫《第二性》時被來找她說話的人干擾的事,因此她決定上午在家裡寫作了。要是會她的同性戀女朋友,聽她說自己寫的小說,她們還是到這裡,那個醜女人愛著波伏娃,坐在她對面眼淚汪汪地說著自己不求回報的愛情。而波伏娃對奧爾格倫說,自己不得不假裝高興地接受,為了不要太傷她的心。
薩特有一張有名的照片,他低著一對鼓出來的大眼睛在咖啡圓桌前,讀放在咖啡杯子旁邊的書,這張照片就是在“兩個醜八怪”裡拍的。那時他已不是一個無名的哲學老師,而是著名的左傾知識分子。現在,照片上的咖啡圓桌還在那裡放著。要是你現在走進去說,要一杯加牛奶的咖啡,酒保給你端來的,還是一樣的杯子,小碟子上放著把小勺。只是價錢很不一樣了,從瑞士來的人也喊貴。但是大家裝作很接受的樣子,掩飾自己一個外國人吃驚的表情,若有所思地點著頭,怕顯出自己鄉氣。其實這是最徹底的鄉氣表情。這裡的酒保就像真正老派的紳士,小心周到,氣宇軒昂,即使是圍著白色的長圍單,他們看上去還是那麼有身份,一舉一動合乎章法,他微微俯下身來聽你南腔北調的怯懦的法文,如親王體恤民情一樣的高貴而禮貌。讓人忘記了自己不是來看法國貴族遺風,而是來找文人們曾經坐過的地方,穿牛仔褲的人趕緊把兩條腿往桌子裡移進去。等酒保得令而去,再說:“原來這麼貴啊,巴黎真的太文化沙文主義了。”
可是,源源不斷進來的人還是把所有的桌子都佔滿了。
我鄰座的美國人,就要了那樣一大杯咖啡,然後,從外衣裡拿出照相機,照相。他是個中年人,頭髮灰白,米色的細帆布長褲,燈芯絨的便服,是普林斯敦老師的打扮。眼見得他的臉色漸漸虔誠起來,是幻想這位子上也許就坐過薩特吧。也許他在幾十年前,是一個存在主義者,在他的作業上闡述過對“他人是地獄”的理解。而我們知道薩特,已經是80年代了,我們差不多是中國第一代在自己的成熟過程中熱衷於存在主義理論的學生。夏天的學校圖書館裡,總可以見到幾乎縮到椅子裡的入了迷的學生,一手捧著薩特的書,一手摩著腿上的蚊子包,用指甲在上面掐出不少印子。那是一個人在熱忱的青年時代親近過的理論,不滿於傳統世界觀的青年們,曾經想要用它來把握將要進入的大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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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丹燕:咖啡旅行(2)
薩特就曾坐在這裡與人討論,當時據說還有紀德和加繆,而我們現在也和他坐在一個空間裡,只是他已經不在這裡。關於他的回憶,在差不多每個客人的心裡,像鳥一樣被啟用,飛在小小的、圓圓的咖啡桌子上方。自己是在什麼時候,什麼情形下讀薩特的書,或者羨慕著薩特與波伏娃的感情和生活方式,是結伴來的客人的話題,“我知道薩特,是上大學的時候,我同學的哥哥是哲學系的學長,讓我想想,是30年以前的事了呢。”我聽到這樣的談話從鄰座傳過來。萍水相逢的人,因為這樣的談話分享了別人的一點點過去。
也有人只是看著大玻璃外面的街道人來人往,也有人不停地走進對面的啤酒館裡去,那裡常常有大出版社的編輯約作者談書稿,聽說無人引見的無名作家也會在那裡守株待兔,希望在吧檯上巧遇心儀的編輯,開始轉運。也許會有人想到同在巴黎生活的瑪格麗特·杜拉斯,她並不常到咖啡館去,在《物質生話》一書中她解釋說,“沒有合適的衣服。”
什麼才是對咖啡館來說合適的衣服呢?
大概杜拉斯指的是有助於向咖啡館裡別的人展示自己有多少自由個性的衣服吧。大多數人並不在意自己穿什麼去咖啡館,只要不穿晚禮服就行。要是注意去咖啡館的儀式,大多數時間只是一個人在家裡孤獨寫作的女人,一旦開始寫長篇小說,就會有幾個月無法定下心來仔細照鏡子的女作家,真的不會有太多表現自己個性的衣服。可如果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