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個人的思想意識對時事所作的評判－都用令人愉快而又令人沮喪的熱烈宣揚來迎合人們的口味。現代科學仍然被認為是一種解難題的活動，一大套可觀的技術，人們用與科學無關的精神正規化去評價科學的重要性，當然，許多”人文主義的”科學家已經超出了科學唯物主義的範圍，參與到文化之中，時而作為專業見證人，時而作為雄心勃勃的作家，但他們幾乎一點也沒有填補這兩個理論世界之間的鴻溝。除極少數外，他們至多不過是些平庸的科學家，象徵性地代表著必然被他們是東道主視為粗俗文化的東西，而這種文化仍然為有教養的語言所不齒，他們過於輕易地接受了“通俗作家”這一標籤，降低了自己的身分，影響和改變了人類精神的較深層次的偉大作家們。也極少用科學的語言去闡述真正的科學，他們是否真正理解這場挑戰的性質？
今天應該比較容易發生人們所關注和希望的轉移了，因為人類精神隸同於一個因果解釋網，每首史詩都需要自己的英雄，人類精神可以當之無愧，甚至習慣於思考上百億星系和幾乎無窮距離的天文學家也必然同意，人類大腦是我們所知的最複雜的結構，是各門主要自然科學研究的交叉點，社會科學家和人文學者以及神學家最終必然承認，透過對精神過程自身的重新定義，科學自然主義註定要改變他們的系統研究基礎。
我在本書開始時指出了科學進步常有的辯證性質，學科與對手學科相接，對手學科透過把學科還原為更基本的規律而成功地重新組合排列了學科的現象，但是，隨著相互作用的增長，學科中所生的新的綜合又深刻地改變著對手學科。我認為，生物學，特別是神經生物學和社會生物學，將作為社會科學的對手學科而存在，我現在進一步認為，生物學中內在的科學唯物主義，將透過對心理和社會行為基礎的重新考察，成為人文學科的對手學科，沒有什麼孔德式的實證主義革命會發生，也沒有什麼基本科學文化的突然創造。轉化是逐漸進行的，為了強調包括意識形態和宗教信仰在內的人文學科的中心問題，科學自身必須變得更加成熟，在某些方面要有特別熟練的技巧，以處理人類生物學中的特殊問題。
我希望，隨著這種匯流的進行，一種真正的好奇心將重新進入變寬闊了的文化，我們需要更清楚地闡明未知的事物，自然科學家透過技術片斷所譜寫的史詩。還有著巨大的缺陷和引人注目的未知領域，而其中最大的莫過於精神的物理基礎的問題，正如一個已被部分探明的世界，它在地圖上的近似邊界是可以確定的，但內部的量值都只能粗略地估計，科學家和人文學者能比過去更進一步努力明確各種偉大的目標，使有教養的人們能朝著這些目標展開發現的航程。未知和驚人的事物在前面等待，這些事物象在那些充滿了早期奇蹟的日子裡一樣可以想象，在那些日子裡，最初的歐洲探險者來去於那些新大陸之間，第一批顯微學家觀察細菌在小水滴中游動，隨著知識的增長，科學必然日益強烈地刺激著想象。
無可懷疑，這一觀點將被一些人作為自然科學至上主義而加以反對，這些人認為經濟和社會問題在任何場合都是最重要的，這種反對意見中有著幾分真理，確實，還有什麼東西象撒哈拉和印度的饑荒以及阿根廷和蘇聯監獄的死亡那麼重要呢？但正因為如此我們應該問一問：我們想不想更深刻更全面地知道，為什麼要關心那些事情？什麼時候這些問題才能得到解決？解決以後又怎麼樣？任何一個政府明確的任務，是使人在某種高於動物存在的意義上的自我完善，在幾乎一切社會革命中，除了革命的獻身精神以外，最高的目標就是教育、科學和技術——三者的結合不可避免地把我們引回第一和第二困境。
前述的觀點還將遭到另一些人甚至更為堅定的拒絕，這些人注情感需要是從傳統的組織宗教得到滿足的，他們將堅持，上帝和教會不可能僅僅由於科學神話的競爭就趨於消失，他們是對的，作為原始推動者的上帝仍然是一個可行的假設，雖然這一概念是多麼不確定和不可檢驗，宗教儀式，特別是入教儀式以及國家宗教的神聖化，都深深地植根於現存文化的一些最重要的原素之中，並與之相互結合，在找到它們的根源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它們還將繼續存在下去，單是死亡的痛苦就足以保證它們的存在，硬要認為對人格化的、道德化的上帝的信仰將會消失，那是十分武斷的，就正如因為科學唯物主義將把神話的力量用於各種目的，就粗率地試圖對未來儀式的形式作出預言一樣。
我也不認為科學的概括能夠取代藝術，或者成為一種給人以陶冶的藝術共生體，藝術家，包括有創造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