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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幹部和群眾關係非常緊張，強迫命令、打人罵人的現象很普遍。基層黨組織什麼事情都管、都干涉，連死亡人口數字統計出來了，它還要“壓縮平衡”，不許如實上報；還動不動就用專政手段，什麼機關都可以打人捕人，沒有個章程，把人民內部問題當敵我問題管了；並且認為“左”比右好，做事寧“左”勿右，不留餘地。少奇同志覺得當時的主要問題是混我為敵，這是一種十分危險的傾向。“用敵對手段處理人民內部問題，甚至黨內問題，這樣處理的結果，不但不會解決矛盾，相反會使矛盾更加激化，甚至造成分裂。”
剛到炭子衝的時候，省裡擔心那裡社會治安不好，初時不敢讓他同群眾接觸，怕群眾包圍他要糧食。普遍反映：這裡偷摸成風，看禾場的偷稻穀、偷紅薯，彼此心照不宣，你拿我也拿，只瞞著工作隊；山上樹，園中竹，你砍我也砍，只見砍不見栽；還有會道門活動，稀奇古怪的謠言。一句話，敵情嚴重。少奇同志卻認為是庸人自擾。社員隨便拿東西，不要說是偷，一說偷，就把人歸到壞人一邊了。小拿小摸成風，一個原因是肚子有點兒餓，主要是想拿點兒吃的東西。還有一個原因是“一平二調”成了風氣，公社、大隊拿社員的東西，社員就拿公家的東西，也拿別人的東西。公社、大隊既不尊重社員所有制，社員就會這樣想：你拿得，我就拿不得？你大拿我就小拿不得？這種風氣是上邊造成的，不是社員造成的。要鞏固集體所有制，必須保護個人所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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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於實事求是的一個範例（4）
早在1942年，少奇給一位同志的信中就這樣說過：“只有民眾積極來保護其本身利益的時候，民眾才會或才可能以同樣的積極性來保護國家與民族。未有對於本身利益尚不知或不敢起來保護的民眾，而能起來積極保護國家民族利益的。”少奇同志這種思想前後是一貫的。
社會造成的弊病，要靠發展經濟來救治，光抓人不解決問題。那幾年，由於工作中的失誤，“五風”對於農村的破壞相當嚴重，群眾生活十分困難。壞人乘機搗亂是有的，但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例如，郴州鯉魚江電廠有個21歲的女工回家探親，見到父母患水腫病，還有不少鄉親患病無法醫治而死去，她在一氣之下寫了12張“打倒、剷除、消滅人民公社”的標語，跑到北京中南海北門去貼，貼了還叫值勤的衛兵來看，並要求中央領導同志到下面去看看人民的生活情況。衛兵把她送公安部，經訊問，情況屬實，又轉送郴州。1960年9月27日，郴州地區中級人民法院判處她有期徒刑5年。少奇看了報告，說：“她還相信中央嘛，要中央領導下去看看嘛！這能說是反黨反社會主義，是以反革命為目的嗎？”他在報告上寫了一段批語：應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繼續留原單位工作，並建議湖南省負責同志親自找她談一次，一方面適當地鼓勵她認真向中央反映農村情況，另一方面適當地批評她在認識上和作法上的錯誤，以便引導她走上正確的道路。這個事實，說明少奇同志對群眾完全是採取保護和引導的態度。
少奇一貫認為，在人民內部矛盾與敵我矛盾混淆不清的時候，首先應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這樣比較妥當，不會傷害好人。“絕不可把敵我矛盾擴大，不能用處理敵我問題的辦法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相反，只要是沒有危險的，倒是可以用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辦法來處理敵我問題。”確定一樁事件是不是反革命性質，關係至為重大，它涉及一批群眾，會牽連很多親屬，可不能隨便給人家扣反革命帽子。反革命應該越打越少，搞不好會越打越多。他說，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最好方式是批評和自我批評。我們時刻不要忘記，我們的目的是團結。團結需要雙方努力，而分裂只要一方就可以了。所以，少奇歷來主張，在人民內部，要說服不要壓服，要疏導不要堵截。
少奇這篇實事求是的講話，受到與會同志的讚賞，討論很熱烈。毛主席正式在會上宣佈：這次開的是“神仙會”，“不打棍子，不抓辮子，不戴帽子”，請大家暢所欲言，“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同志們返回工作崗位時，心情都是愉快的。七千人大會以後，全黨團結一致，緊密依靠群眾，按照客觀經濟規律，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調整經濟的方針，實現了這個歷史階段中的重要轉變，社會主義建設逐步重新出現欣欣向榮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