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日，西安學生萬餘人為紀念“一二。九”運動一週年舉行示威大遊行。
學生集會時，警察開槍射擊，打傷十二歲小學生一人。
學生要求到華清池向蔣介石請願。蔣聞訊後，親自打電話給張學良，要張制止學生的行動，否則格殺勿論。
張學良去勸阻學生，並表示在一星期之內用事實來答覆學生們的要求。
為了向張、楊施加壓力，蔣介石宣佈派蔣鼎文為西北“剿匪”軍前敵總司令，衛立煌為晉陝綏寧邊區總指揮，陳誠以軍政部次長名義指揮綏東中央軍各部。
12月11日，張學良、楊虎城定於次日晨發動兵諫。當日晚，張學良再次赴臨潼，對蔣介石作最後一次勸諫，仍遭蔣介石訓斥。夜間，張學良趕回西安並與楊虎城分別召集親信舉行緊急會議，佈置兵諫。
12月12日晨5 時，東北軍數名軍官率衛士一個連，到華清池解除了蔣介石衛隊的武裝，活捉了跳牆藏匿的蔣介石，囚禁了隨蔣至西安的蔣鼎文、朱紹良、陳誠、衛立煌、陳調元等幾十名國民黨軍政要員。
西安事變暴發，蔣介石在西安被扣，國民黨內部亂作一團，極為驚恐，沉重地打擊了國民黨“剿共”的囂張氣焰。粟裕領導的浙南遊擊區乘勢獲得一次較大幅度的發展。
1936年冬，國內的政治形勢發生了急劇的變化，紅軍三大主力一、二、四方面軍勝利會師。西安事變半個月後，毛澤東在一次中央會議上說道：“西安事變成為國民黨轉變的關鍵。沒有西安事變，轉變時期也許會延長，因為一定要有一種力量來逼著他來轉變。”“十年的內戰，什麼結束內戰？就是西安事變。”
張學良、楊虎城把蔣介石逮捕以後，通電全國，說明發動兵諫的原因，並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八項政治主張。
西安的張學良、楊虎城，中共的周恩來，來自南京的蔣氏代表宋美齡進行談判。宋美齡承諾“停止剿共”、“三個月後抗戰發動”。蔣介石當面向周恩來表示“停止‘剿共’，聯紅抗日”。
西安事變後，陝北紅軍主力已集結於一方，陝甘寧根據地已初具規模，國民黨軍隊對陝北紅軍小打小鬧無濟於事，大打大鬧一方面苦於鞭長莫及，另方面又不敢全然不顧在西安的承諾而食言自肥。
但，南方的紅軍游擊隊目標較小，實力不及陝北紅軍主力，且又處於國民黨軍隊的肘腋之間，蔣介石正好以此來煞氣洩憤。
蔣介石從西安生還之後，加緊了對紅軍南方游擊區的“圍剿”。他任命第四路“剿匪”總指揮劉建緒接替上臺還不到兩個月的張發奎，擔任閩贛浙皖四省邊區主任，又派國民黨CC系骨幹分子朱家驊接替黃紹竑任浙江省主席，調浙江省保安處副處長蔣志英到溫州地區主持“剿共”。
劉建緒調集國民黨主力部隊六個師、兩個獨立旅及地方保安團共四十三個團，籌劃對浙南遊擊區進攻。
劉建緒的兵力比羅卓英“圍剿”浙西南遊擊根據地的兵力更多更大。但這時紅軍在浙南的遊擊根據地也比浙西南時期更廣更大。劉建緒無力採取“包剿”戰術，於是採用拉網式的包圍戰術，構築稠密的碉堡工事，專門組織了“浙閩邊清剿指揮部”，同時又強迫群眾組織“聯甲”、“剿共義勇隊”、壯丁隊、進行移民並村；還焚燒了邊區的零星房屋、逐日配發居民的柴米油鹽，企圖利用這些手段把群眾與紅軍隔離開來，竭澤而漁，消滅紅軍游擊隊。
在強敵面前，為了儲存紅軍游擊隊，堅持武裝鬥爭的旗幟，粟裕確立了新的指導思想：把隱蔽精幹、儲存力量同機動靈活、積極作戰的方針統一起來。
針對敵人“大拉網”的戰術，粟裕採取與敵人相向對進、易地而戰的打法。國民黨軍隊梳過來，紅軍游擊隊就鑽過去。“你要我的山頭，我要你的後方”。為了對付敵人大規模的“圍剿”，粟裕把隊伍化整為零，由開始百把人集中行動，逐漸分散到幾十人、十幾人，甚至幾個人。將士們已鍛鍊成了遊擊高手，可以組自為戰、人自為戰了。
粟裕以毛澤東、朱德在井岡山時期總結的游擊戰爭十六字訣“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為指導，結合南方游擊戰爭實際，經過無數次作戰實踐，把游擊戰術在浙南遊擊區的運用歸納為六條原則：（1 ）以最小的犧牲換取最大的勝利；（2 ）不在消滅敵人，而在消磨敵人；（3 ）支配敵人，掌握主動；（4 ）積極進攻，絕少防禦；（5 ）飄忽不定，出沒無常；（6 ）越是敵人後方，越是容易成功。
在作戰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