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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七十年代蒙古軍隊的南下，蒙古人對南宋的最後征服開始了。在攻打襄陽的戰役中，南宋最優秀的武術大師郭靖被義大利人馬可波羅監製的“回回炮”轟擊而死 ——這一悲慘的事件也預示了武術將在幾百年後被火器壓倒的不幸宿命。丐幫和大理流亡政府也各有許多武術家被殺。而在此之前很久，衰落的全真派已經被迫向蒙古朝廷效忠。在隨後幾年的軍事行動中，武術界殘餘的抵抗力量跟隨文天祥、張世傑等南宋將領堅持戰鬥，直到崖山海戰——據說百歲高齡的黃藥師即死於這場戰役——才被消滅。到此為止，中國武術界的各派勢力基本被肅清，劫後逃生的少數武術家也隱匿不出。因此，在八十年代初期的中原武林，出現了同一個半世紀之前相似的巨大權力真空。在蒙元帝國還沒有學會如何控制這個全新領域之前，已經有其他的勢力崛起，試圖填補這一政權更迭帶來的空白。
5參見史景遷教授的論文《全真派衰落原因及其與蒙元帝國宗教政策之關係》，《耶魯漢學評論》第 78期。
ChapterIIITheFormationofKongfuSchoolPoliticsinYuanPeriod（1279…1326）
第三章元代門派政治的形成（12791326）
正如在其他許多文化領域中一樣，蒙古人對中國的佔領也帶來了武術界水平的大幅下降，許多大有希望的中青年武術家在殘酷的戰爭中陣亡，導致了武術界的代際斷層，而隨著老一輩武術大師的逝去，許多威力強大的絕技也湮沒無聞。在半個多世紀的時間內，絕少再出現“五絕”層次的絕頂人物。這一悲慘境況不僅標誌著武術界的長期衰落，也推動了武林結構的深刻變革：個人的力量下降後，門派的重要性就日漸凸現出來。門派不僅僅是武術本身的標誌或武術傳承的形式，它本身就成為武術家聯合的最重要組織。在具體討論元代門派的形成之前，讓我們在此先對這一組織的一般發生學原理略加考察。
門派首先具有武術傳承的意義：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武術必須透過教學活動才能傳授給他人。學生從教師那裡學習到精湛的格鬥技術，作為自衛及謀生的手段，特別在動亂的時代，其帶來的利益遠遠大於對其他文化知識的學習，因此自然為許多人所趨之若鶩。但是從教師的角度來看，教授學生武術是一項危險的工作。天資聰穎的學生經過認真修習，武術不難凌駕於較平庸的老師之上，當與老師發生爭執，或者覬覦老師的秘籍、珍寶時，不難利用學到的武術擊敗甚至殺死自己的師尊。因此，不難理解為什麼弒師會被武術界視為最大的禁忌和罪惡。而教師也被預設擁有對學生的人身支配權，在儒家文化的支援下，教師被稱為“師父”（teacherゝather），亦即具有與父親相等的地位 ——在中國，正如在西方中世紀一樣，父親擁有隨意處置自己子女的特權。但是在這種束縛關係下，天平又會向另一頭傾斜，學生在教師的至高權威下喪失了基本的人身自由和安全。例如黃藥師的弟子就可以隨意為他所殺死或致殘。這種黑格爾式的正反辯證運動最後導致作為“合題”的“門派”的出現：學生和教師都是門派的一部分，也都必須受門規家法的制約。學生不允許反叛老師，但是老師也不允許隨意殺戮欺凌學生。雙方都必須忠於更高的門派。而門派進行內部管理的執行人員就是掌門人，掌門人雖然擁有極高的權威，但是同樣受門規的制約。
門派的出現，導致個人對門派形成了單一的人身依附關係，最終使得本來單純的武術傳授的形式變成了一個擁有共同利益的武術家集團。每一個武術家都有在政治上效忠，從經濟上供奉，在危急時支援自己門派的義務。也有享受門派的武力保護和武術教授的權利。因此，一個人理論上能夠學習多種武術，但只能效忠於一個門派。當然，如果不加入某個門派，能夠獲得該門派武術傳授的機會微乎其微。這一制度事實上的結果，就是武術教學上的嚴格限制。這是元代以後武術衰落的重要原因。我們可以用囚徒悖論來解釋這一趨勢：每一個門派都有各自的利益，因此雖然不介意去學習其他門派的武術，但是卻絕不希望自己的武術被其他門派得知。這樣必然會積極窺伺其他門派的武術而防範自己的武術被偷學，這會導致惡性迴圈，使得各門派相互提防，防範進一步嚴密。而各門派之間的對立，又會導致武術家技能的單一化，格鬥水平日益下滑，這樣一來，個人的力量日漸下降，使得對門派的依賴性更為增強，令個人與其門派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