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深了這種自卑感。彼得堡對普魯士的任何自由化行動表現出不贊成的態度。沙皇尼古拉一世認為，德意志統一是一個愚蠢的空想（特別是像1848年的企圖那樣，由一個把皇冠送給普魯士國王的激進的法蘭克福議會來統一）。這個著名見解，以及俄國在厄爾米茨前對奧地利的支援，都顯示了這種強大的國際影響。因此，在1854年克里米亞戰爭爆發時，人們看到普魯士政府想方設法保持中立的情況就不會驚奇了，因為它害怕與俄國交戰的後果，雖然它同時也擔心會失去奧地利和西方列強的尊敬。根據它的處境，普魯士的立場是合乎邏輯的；但是，由於英國人和奧地利人不喜歡柏林的“動搖的政策”，普魯士的外交人員沒有獲准與其他代表團一起參加1856年的巴黎會議，直到進行了一段會議議程後才介入。從象徵意義上說，它當時仍被視作一個無關緊要的與會國。
在其他領域中，普魯士也發現自己受制於別的大國，雖然為時較短。帕麥斯頓譴責普魯士軍隊進入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之舉是使普魯士最為擔心的事，使人遠為不安的是法國在1830年，又在1840年，最後在19世紀60年代對萊茵蘭的潛在威脅。所有這些緊張時期不過是證實了與維也納的爭吵和從彼得堡偶爾發出的咆哮聲已經給人的聯想：在19世紀的上半葉，普魯士在大國中是最差的，它在地理上處於不利地位，一一地被強鄰所超過，被國內的和德意志內部的問題所困擾，根本不可能在國際事務中起更大的作用。鑑於普魯士在各個方面的力量，看來這個評價也許過於苛刻，因為：它的教育制度，從教區學校直到大學，在歐洲是無與倫比的；它的行政制度相當有效率；它的軍隊和令人生畏的總參謀部，很早就在研究戰術和戰略的改革，特別是“鐵路和來復槍”的軍事含意的改革。但是事實是，要到自由主義者和保守分子之間的內部政治危機得到克服，上層有一個堅定的領導來代替搖擺不定的腓特烈·威廉四世，以及普魯士的工業基礎得到發展以後，這種潛力才能被利用。因此，只有到1860年以後，這個霍亨索倫王朝的國家才能從近乎二等大國的地位脫穎而出。
可是，與生活中的許多其他事物一樣，戰略上的弱點是相對的。與南面的哈布斯堡帝國相比，普魯士的問題也許不那麼令人氣餒。如果說在1648—1815年期間人們看到了哈布斯堡帝國的“興起”和把“自己樹立起來”，那麼這種擴張並沒有消除維也納在致力於發揮大國作用時努力要克服的困難。相反，1815年的解決辦法卻把這些困難作了調和，至少從較長期的角度看是如此。例如，奧地利人常與拿破崙交戰並取得勝利，這個事實意味著1814—1815年談判期間進行的邊界總調整中，他們需要“補償”；雖然哈布斯堡人明智地同意從荷蘭南部、德意志西南部和波蘭部分地區撤出，卻在義大利的大規模擴張和在新建立的德意志邦聯樹立的領導作用中取得了補償。
工業化與力量對比（9）
根據歐洲平衡的總的理論，特別是根據英國評論家和梅特涅本人偏愛的那些理論形式，奧地利力量的重振是值得稱道的。哈布斯堡帝國，橫跨歐洲，從義大利北部平原直至加利西亞，它充當著平衡的中心支點，在西歐和義大利抑制了法國的野心，與“大德意志”民主主義者和普魯士擴張主義者針鋒相對而維持了德意志的現狀，構成了阻止俄國對巴爾幹半島滲透的屏障。上述的每一項任務的確得到了至少一個大國的支援（這要取決於各項任務的背景）；但哈布斯堡帝國在這盤複雜的、五人下的圍攻棋王的棋局中的作用是至關重要的，這只是因為，它似乎是凍結1815年解決辦法的最大獲益國，而法國、普魯士和俄國遲早要求某些變動，英國人則在19世紀20年代以後愈來愈感到在戰略上和思想意識上沒有理由去支援梅特涅，最後就不大願意援助奧地利的維持現存秩序的一切努力。在某些歷史學家看來，1815年以後幾十年在歐洲出現的全面和平，的確主要是由於哈布斯堡帝國的地位和作用的緣故。所以在19世紀60年代，當它不能再從其他大國取得軍事支援去維持義大利和德意志的現狀時，它就被趕出了那兩個戰場。1900年以後，當它自己的生存都成問題時，一場繼承的大戰——對歐洲的平衡具有致命的含意——就不可避免了。
只要保守的歐洲大國在維持原狀時聯合起來反對法國的復甦，或者總的說來反對“革命”，哈布斯堡的這一弱點就可以得到掩蓋。透過呼籲神聖同盟思想上的團結一致，梅特涅通常能得到俄國和普魯士支援的保證，兩國轉而容許他放手安排對任何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