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義者騷亂的干涉——不論是透過派奧地利部隊去鎮壓1821年的那不勒斯起義，或是容許法國在西班牙採取支援波旁政權的軍事行動，或是透過特意的安排，把反動的卡爾斯巴德法令（1819年）硬塞給德意志邦聯的成員。與上述情況十分相似，哈布斯堡帝國與彼得堡和柏林的關係還得益於鎮壓波蘭民族主義的共同的利益，對俄國政府來說，波蘭民族主義是遠比希臘或海峽問題上的分歧更為重要的問題。在加利西亞對波蘭叛亂的聯合鎮壓，1846年得到俄國和普魯士的同意，奧地利合併克拉科夫的行動，都說明了從君主的團結中取得了利益。
但是從長期看，這個梅特涅式的戰略有嚴重的缺陷。在19世紀的歐洲，一場激進的社會革命能夠相當容易地加以抑制；每當革命發生時（1830年革命、1848年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驚慌失措的中產階級就背叛它而倒向“法律和秩序”一邊。但是，被這個世紀更早期的法國革命和形形色色解放戰爭所激勵的那些廣為傳佈的贊成民族自決的思想和運動，卻不能永遠被壓制；梅特涅瓦解獨立運動的種種企圖，不斷地消耗哈布斯堡帝國的元氣。由於堅決地反對任何民族獨立的騷亂，奧地利很快就失去了其老盟友——英國的同情。它在義大利再三使用武力的行動，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