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軍隊中去了。
沙波什尼科夫對黨和軍隊的看法對於揭示黨…軍關係的性質是大有幫助的。他在回憶錄中回顧了自己的一生，年輕時深受黨的思想的影響，立志要成為一名共產黨人。他深深地意識到，要在軍營中有所作為，就必須加入黨組織，因為兩者是緊密相連的。然而，當他成為一名高階軍官後，他的思想發生了變化。虛偽的氣氛籠罩著黨的統治集團，高階軍官在黨的權威面前卑躬屈膝。人們對此現狀只能順從，別無選擇。“中央委員會行政機關部”對所有師以上高階軍官的任命擁有最終決定權。沙波什尼科夫舉例說，他同他的副手們、集團軍司令和空軍軍事委員會討論決定任命某軍官為師長，並親自找此軍官談話，指出了他的任何一點小毛病後，各級黨組織還要按其規定的程式自下而上逐級審查他。有時，沙波什尼科夫會接到某個在行政機關部工作的政治軍官的電話，這個人會說：“葉夫蓋尼伊萬諾維奇，這個人選不合適。”然後再沒有任何解釋，這個事情就到此為止了。每當這種時候，沙波什尼科夫都會將心中的怒火強忍下去，但對此種情況，他永難忘卻。戈爾巴喬夫上臺後推行的改革政策，使廣大軍官對改變黨的虛偽做法燃起了新的希望，然而，實際情況卻將他們的希望擊得粉碎。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葉利欽的退黨行為對沙波什尼科夫和大批軍官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此後，軍官退黨的涓涓細流最終匯成了洪流。
筆者在一次採訪中直截了當地問沙波什尼科夫，他首先是一位元帥，還是首先是一位共產黨員。沙波什尼科夫意識到其中的含義後笑了，覺得這個問題很難回答。他說他無法給出明確的答覆，只能講述他在不同年齡段的不同感受。年輕時他義無反顧地獻身共產主義，但隨著年齡的增長，做一名飛行員對他變得越來越重要。飛行時，他不論在精神上還是肉體上都遠離了這個世界，他的命運是掌握在自己手裡的。與此同時，作為一名共產黨員給他帶來越來越多的煩惱，然而，離開黨組織又意味著他全部事業的終結。最後，沙波什尼科夫認為，不同的軍種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不同的。在技術密集型軍種，如空軍、海軍和戰略火箭軍中，更多的軍官並未將入黨看作他們的主要理想，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將其視為自身發展所必需。而在地面部隊，情況就不同了，許多軍官將成為共產黨員和事業上的發展這兩件事看得同等重要。
當然，亞佐夫元帥和莫伊謝夫將軍都是陸軍軍官，傳統上軍隊最高指揮層是由所謂的來自陸軍的合成部隊的軍官把持著。沙波什尼科夫是空軍元帥，而不是合成部隊軍官，這意味著他永遠都不能指揮某個方面軍或高層次的戰區部隊，也不能當總參謀長，只能指揮空軍部隊。按照他的說法，“八月事件”期間，他認為海軍和空軍的軍官對此次危機事件表示的異議比陸軍軍官要更放得開一些，這正是因為地面部隊軍官的黨性更強。沙波什尼科夫的話和一些校級軍官的類似說法使我們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在蘇軍專業化程度比較高的群體中，黨及其意識形態對軍官的控制要弱得多。然而，在主要指揮系統和整個地面部隊中，軍事職業和對黨的忠誠依然結合得非常緊密，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蘇聯解體。
第11節。黨與軍隊關係的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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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與軍隊關係的理論
戈爾巴喬夫執政期間，有關蘇軍總政治部的許多問題以及軍隊在政治上的表現都被西方曲解了，部分原因是西方普遍接受的關於黨與軍隊關係的理論既不能預測未來，也不能解釋現實。這些理論可能看上去深奧，但有兩點例外。它們的理性基礎簡單易懂，是美國人普遍接受的信條：軍官必然對民選政府構成威脅，民選統治者必然厭惡軍官掌權，因而更有可能喜歡民主；高階軍官和文職政治家必然發生衝突，即便不是公開的，也是潛在的，控制軍隊是任何政權面臨的根本問題。當然，控制暴力手段對大部分國家而言是普遍的和根本的問題，但什麼是“軍”，什麼是“民”，在政治意義上，這兩者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中是不同的。蘇聯的制度有幾個鮮明的特徵，即作為戰爭理論基礎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戰鬥的政治組織”（菲利普塞爾茲尼克的稱謂）的革命黨以及戰爭動員經濟。這使蘇聯制度下“民”與“軍”在政治上的界限與西方有所不同。
一些學者在解釋蘇聯的情況時，認為軍人的職業化要求和損害這種職業化的意識形態之間存在嚴重的衝突，軍事軍官們要從黨那裡爭取更大的自由。另一些學者認為文職統治者讓總政治部扮演支援軍事指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