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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列別德提供的情況，當媒體關於亞塞拜然的暴亂越演越烈的報道鋪天蓋地之時，令與他共事的軍官們感到非常吃驚的是，1月12日當局未採取任何將危機消滅於萌芽狀態的行動。他們不禁問道：“這怎麼可能呢？在巴庫已經開始殺人了，而我們現在還在圖拉。”在排除了所有可能的解釋後，列別德不得不做出這樣的推測，戈爾巴喬夫“只記住了這個公式：空降部隊＋軍事運輸航空兵＝蘇聯在外高加索的政權”。到1990年，列別德及其空降部隊的軍官們對這類事情已經有了豐富的經驗，並形成了這樣的共識：“所有的黨和國家領導人慣用的手段是，他們不是將衝突扼殺於萌芽狀態，而是任其發展，直至證明他們難以應對時，最後作為補救措施，才動用空降部隊去應對。”
1月19日晚上，列別德和他的空降師降落在在離巴庫30公里遠的地方，機場上停放著準備把他們運到巴庫的卡車。機場周圍並不平靜，當地的抵抗分子乘坐汽車在機場周圍遊弋，不時向遠處飛來的飛機射擊。武裝分子一群一夥地隱蔽在公路兩旁，封鎖了通向巴庫的公路。列別德明確了本師的任務後，命令戰鬥工兵剪斷機場一側的鐵絲網，滿載部隊的大批卡車才得以躲過抵抗力量的攔截向巴庫駛去。他們在公路上不時感覺到敵對分子射過來的子彈，有幾次不得不停下來與他們進行短暫的交火。深夜時分他們才到達巴庫，併成功地佔領了指定的地區。
列別德描述了那些20歲左右青年士兵的情況，向我們展示了當時普通士兵的心態——至少他是這麼認為的。這些士兵只在訓練場上對目標進行過射擊，根本沒有想到這種射擊訓練意味著“殺人”。更要命的是，他們被告知到目的地後的任務是維持亞塞拜然人的秩序，這些人和他們自己一樣是蘇聯公民，並不是外來的敵人。他們覺得迷惑不解，問道：“那我們是什麼呢？是警察嗎？”他們是帶著美好的心情去的，根本沒有想到要進行戰鬥。然而，他們很快就變得“異常憤怒”，罵著不堪入耳的話，表現出空降兵“老子天下第一”的習氣。他們最關心的問題是如何活下來，臉上不再有笑容，每當看到有戰友倒下去的時候，就變成了“殘忍的受過良好訓練的狼”。同時，他們的內心也充滿了“看不到希望的害怕”。這可能是對空降兵部隊較為貼切的描述，然而，那些才剛剛動員起來的摩托化步兵部隊，雖然他們也肯定充滿了“看不到希望的害怕”的感覺，但他們就連“受過良好訓練的狼”都稱不上了，在空降部隊的詞語中他們大概只能算是膽小鬼了。
在巴庫濱水區經過小規模的戰鬥，列別德的部隊摧毀了人民陣線的主要指揮所，並達成了其他一些預定的目的。他們正準備利用短暫的間隙吃早餐時，列別德獲悉由39名調查員組成的蘇聯檢察院調查團來了，為首的是一位少將（列別德沒有給出他的名字），他們是來調查列別德的師和其他部隊的行為的。見面會上，列別德看到一疊表格，上面寫著“1990年1月19~20日空降部隊官兵在巴庫所犯罪行統計表”。表上列的罪行專案包括：殺害幾百名平民；打傷數千人；盜竊大批車輛、電冰箱、毛毯、金錢及貴重物品。檢察官們的任務非常明確：立即調查，嚴厲懲處。為首的那位將軍要求與首批派來實施這次行動的兩個團的軍官們談話。
軍官們是那天下午5點被召集起來的。調查團團長對他們說罪犯就隱藏在他們中間，並威脅說如果不把犯人交出來，將強行把他們帶走。當時，軍官們驚訝得連話都說不出來，會場上出現了短暫的沉默。然後，有人輕聲笑了起來，接著軍官們鬨堂大笑。他們問道，將軍打算怎麼把他們“強行”帶走呢？難道調查員們認為他們自己有這樣做的力量嗎？軍官們認為這簡直是荒謬至極。
然而，列別德並不覺得可笑，他平靜地命令一位上校把負責調查員們安全的衛兵撤掉，那位將軍隨即怒衝衝地走了出去，驅車離開。這之後不久，該將軍的一位助手打電話給列別德，請求他把衛兵派回來，以保護調查團免遭當地暴民的威脅。列別德拒絕了這一要求，說除非將軍本人向他提出請求並致以真誠的道歉。據列別德說，該將軍還真的那樣做了，而且是慘兮兮地向他求情的，衛兵隨即被派了回去。
這次調查的動機究竟是什麼，列別德沒有詳細說明，但他當時相信這是為戈爾巴喬夫或黨內某些高階官員提供證據，在他們覺得政治上需要的時候把他作為替罪羊，就像他們在第比利斯事件之後對羅季奧諾夫將軍所做的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