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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寶琦還有一件當今之人知之不多的壯舉,就是在法國曾暗助孫中山先生脫險。孫寶琦當年出使法國時,適逢孫中山先生倫敦蒙難後來到巴黎。有一天,湖南籍留學生湯薌銘及王某三人,得知孫中山先生的行蹤後,就合謀以問學為由,將中山先生騙出寓所,到一咖啡館喝咖啡,中途湯薌銘悄悄退出,潛入中山先生的住所,將其行李及檔案一併偷出,送至公使館向孫寶琦邀功。時孫寶琦已看出大清帝國的末路,對革命黨極為同情,於是一方面把東西收下來敷衍湯薌銘,暗中囑託李石曾,將這些東西給中山先生送回去,並送上一筆旅費,勸其趕快轉移,中山先生由此得以解脫。有人說,假如中山先生當時碰到的不是孫寶琦,而是其他什麼封疆大吏,那後來的民國史大概就要改寫了。
此話看來也有一定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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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鄉關何處(1)
流亡日本好辛苦
盛宣懷被清廷宣佈革職,並且“永不敘用”兩天之後,他在日本顧問高木陸郎陪同下,經天津去青島,12月14日由青島轉到大連,12月31日,再從大連去日本,這次還帶上了四兒恩頤和五兒重頤。到日本後,在浙江富商、旅日華僑商會會長吳作鏌(字錦堂)的幫助下,先住在神戶鹽屋山的東方旅店,後來則租住當地民屋。世界上的事情常常是無巧不成書,那時他們哪裡能想得到,若干年後,盛宣懷與吳錦堂也成了親戚了。原因是盛宣懷的外孫邵式軍(四小姐盛樨蕙的兒子)娶浙江督軍蔣尊簋的女兒蔣冬榮為妻,而蔣冬榮的外公正是當年在日本的吳錦堂!
神戶依山傍水,與明石市毗連,寬闊的明石海峽,終年風清月朗,類似中國的青島。可是這一次來日本不比上次來治病,他無心欣賞皓月長風,能有個臨時的安身之地已是不錯了,況且國內來的訊息,無不是些“抄沒、查封、勒捐”之類的壞訊息,這使他在窮愁潦倒之際,身體狀況也每況愈下,自覺老境已至矣。
他不得不接連向國內發電發信,主要是請他的一些洋朋友,在此危難之時,出來幫兄弟一把,出面保護盛家的財產。受其委託的人主要有:日本人森恪(三井洋行職員)、英國人答拉斯(英國通和洋行經理)、美國人福開森(字茂生,盛本人的洋顧問,曾任南洋公學總教習,由盛氏保薦為大清郵傳部的洋文秘書)、日本人高木陸朗等。
他接連簽署“委任狀”,委任森恪:“所有別表目錄記述一切財產,原來歸盛氏獨產及其股份之私有者,現次為森恪君代表盛氏,所有以上一切財產交付森恪君。故茲言明:森恪君有一切全權(隨時電商)。特給為據。”又與高木陸郎訂立由朝日商會出面保護盛氏財產的合同,合同規定:“所有盛杏記蘇州、南京、杭州、湖北各地基並江蘇各典當以及各市房,委託朝日商會保護。”在此之前,還曾將一份在日本正金銀行上海分行的五十萬兩銀的押據,過戶於福開森的名下,又請福開森幫忙管理一部分房產。透過答拉斯,辦理招商局各碼頭在滙豐銀行抵押銀一百四十五萬兩……
這些洋朋友鑑於舊情,都是肯幫忙的,問題是革命浪潮到來的時候,洋人的身價也掉了,尤其是日本人。有時日本人越出面越糟,基層革軍根本不買賬,越是依靠日本人就越是說明你賣國!於是他的三兒子盛同頤趕緊給老爸去電報:“還產無公令,驟由日人出面,無論有效與否,恐群起反對,內地尤慮生枝節。萬一決裂,幾無立足之地,乞詳酌再辦。”盛宣懷的親信李維格(漢冶萍公司漢陽鐵廠經理)亦來電報說:“察看情形,公若借外力,不但財產不保,尚恐激成他變。朝日商會事亦萬不可行。只有靜候風漸過去,再籌保金,押股人極疑慮。”
這樣一來,簡直就無計可施,只好束手待變,等待命運的發落了。還好,漸漸地,總算盼來了點好訊息,長房長孫盛毓常前被浙江軍政府拘捕,後由上海軍政府都督陳其美以“盛氏罪狀未定”為由給放出來了。真是謝天謝地,只要人沒事,這比什麼都好。盛宣懷忙打電報問管家顧泳銓:“常放(毓常被放回),誰之力?朝日商會罷。”看來日本人還是有點用的,於是又恢復了些信心。
第八章 鄉關何處(2)
果然,高木陸朗二月份的來信,帶來了更重要的好訊息,關於保護盛氏的所有財產事,接到森恪從南京的來電,說是經過各方走動,已跟民國政府說妥,民國政府將照宮保所擬草稿辦理,可知照各省都督府,完全保護等等,望祈放念為荷。然而,關於“報效”(即捐餉)一節,原先已許諾三十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