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恪已向民國政府講過了，現在已不好再改口了，仍出原議三十萬為安。而且告訴盛氏，他原擬請三井洋行先行為之墊款，早日付款，產業問題早得解脫，然而三井董事會不肯，無奈何，只好再商之山本條太郎（原為井上馨秘書，時兼三井洋行上海分行經理）。山本故與盛宮保交誼深厚，慷然允諾……
這真是天大的好事！這麼說來，不僅民國政府同意保護盛家的財產，而且“助餉”的錢也解決了。不幾天，北京方面也有訊息來，說是袁世凱也主張保護盛氏財產。但是盛還有些不放心，立即打電報給管家顧泳銓，要他設法與森恪聯絡，索要民國政府的還產命令看看，他要看到真正的公文。估計這個公文還是有的，只是各地執行起來極不情願，竟拖至兩年之後才算真正解決，這期間亦不知花去多少“捐餉”和人情。
隨之而來的是另一個令盛氏頭大的問題，即南京政府要盛宣懷出面向日本借款，以及日本人提出的關於中日合辦漢冶萍的問題。民國政府在這個問題上前後說法不一，一會兒要合辦，一會兒又要“愛國”，不合辦了，而作為中間人，盛宣懷再次嚐到了裡外不是人的滋味。
原先，漢冶萍這個中國惟一的鋼鐵聯合企業已經疲憊不堪了，為了擺脫困境，主要是解決資金問題，在日本人的慫恿下，曾動過中日合辦的腦筋。作為漢冶萍的總經理，他事先與日方作過一些可行性的探討，本來也無可厚非，只是懾於國內的革命浪潮，不敢明日張膽地動作，只能悄悄地進行。所以當隱居青島的時候，日本的小田切萬壽之助就曾發一密電，請他到大連來，密商一切。這個小田切萬壽之助，當年曾任日本駐上海總領事，1906年任日本正金銀行董事，次年兼北京分行經理。在關於中日合辦漢冶萍的談判過程中，他是日本東京財團的代表。他邀請盛宣懷北上密談，說明已進行到實質性內容的討論了。
問題是剛剛建立的*臨時政府，在面臨財政極其枯竭的時候，也想到了日本人的錢袋，想透過盛宣懷向日本借款，因為臨時政府窮得連軍餉都發不出了，軍隊日有譁潰之虞，而要鞏固新生的政權，沒有一支鞏固的軍隊是不可想象的。於是，南京臨時政府就派出代表何天炯（字曉柳，廣東梅縣人，時任廣東軍政府顧問、南京臨時政府在日借款代表）與盛宣懷聯絡，請他以漢冶萍公司的名義向日本借款，然後借給國民政府。
盛宣懷當即回答，這是我義不容辭的事情。但他太明白日本人的心思了，所以也直截了當地告訴臨時政府的代表：“目前即以產業加借押款，無人肯借。或如來電雲，華日合辦，或可籌借；或由新政府將公司產業股款、欠款接認，即由政府與日合辦，股東只要股款、欠款皆有著落，必允。否則，或由公司與日商合辦，均可。惟合辦以嚴定年限、許可權為最要，免蹈開平覆轍。”說明盛宣懷儘管答應中日合辦，還是擔心主權的問題。 。。
第八章 鄉關何處（3）
儘管盛宣懷明白，僅以漢冶萍的資產作為抵押，向日本借款已不大可能，但他還是在答覆南京政府的當天，給小田切萬壽之助發了一封商借款項的信，果然小田切不予接受。小田切三天之後覆信說：“頃展來函，商借鉅款日幣五百萬元，查貴公司前借敝行款項為數已巨，向來借款均有貨價指抵。現值貴國內亂，敝製造所等處訂購貴公司貨物不能如期交貨，目前貴公司能否開工，實無把握。前欠尚無著落，斷難再行添借，特此奉復。”
小田切講的都是實在之情，漢冶萍本已借正金銀行鉅萬，目前國內正亂，廠已停工，舊欠何時能還尚不得知，怎能再借新款？人家有錢不肯借，你又有什麼辦法？
按照孫中山的意思，“民國於盛並無惡感情，若肯籌款，自是有功，外間輿論過激，可代為解釋。惟所擬中日合辦，恐有流弊。由政府接任，亦嫌非妥當辦法，不若公司自借鉅款，由政府擔保，先將各欠款清償，留一二百萬作重新開辦費，再多借款百萬轉借民國。”關於盛氏的國內財產一節，孫中山的答覆是：“動產已用去者，恐難追回；不動產可承認發還。若回華，可任保護……”
對此，盛宣懷只有苦笑。他心裡明白，他何嘗不想多借點錢，一來廠子可以重新啟動，二來又可上新廠，三來又可以轉借給民國政府一部分，漢冶萍可作二老闆，更何況如此之功勞，可換回他的財產得到發還和保護，何樂而不為！問題是孫中山先生並不瞭解漢冶萍早已是負債累累，日本人認為你已無甚產業可抵押了，非中日合辦就不借錢。
這時，南京政府陸軍部總長黃興又直接發電給盛宣懷，大意是說，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