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與秩序這兩個領域是由不同的原則維持的。考察這兩個領域，和平與秩序在這兩個領域裡是以不同的原則來維持的。在這兩個領域裡，個人都要受到規約、監管、訓誡和懲罰，但訓誡和懲罰的權力掌握在不同的權威手裡。在公共領域，其目的是對民眾施行統治，一群組構起國家的男人（婦女在這裡沒有位置），管理著公有財產，同時承擔著謀求公眾利益的責任。這裡是集體的領域，因此利益也是不可讓渡的。正如羅馬人所云，公共利益是不能買賣讓渡的，它屬於公眾所有，對它進行管理是行政官員、國王和法律的職責所在，後者即國王和法律是民眾的代言人。“公共”與在十二世紀著述裡明確下來的“家庭”之間，存在著一個根本性的法律屏障。克呂尼修道院檔案保管室裡有一份標題為“家庭管理安排”的文獻，這是在克呂尼兄弟會教父——彼得？韋內拉布林修士要求下擬訂的一份管理計劃；旨在改善修會內部的經濟狀況；如同家庭當中的父親一樣，這是他的職責和權力所在。“家庭”無疑是家庭生活的基石；在這裡，家庭指的是一個與所有民眾組成的共同體迥然不同的共同體，由於它限定在天然的空間裡，我們或可說，家庭共同體天然的限定空間，就是房子。這個私人共同體，不是由法律管理的，而是受“習慣”的支配。家庭共同體中的某個成員，同時也是更大的社會共同體裡的成員，因此也受到法律的管轄裁判，但條件是他們走出私人共同體之外參與公共生活。
私人生活因此就是家庭生活，不是單個人的生活而是集體交際生活，它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礎上。許多詞彙與“私密”關聯到一起形成一系列其它術語。在這些詞彙中，mendatio一詞值得作進一步詳解。這可是個關鍵的詞彙，因為它是進入和諧的私人共同體的初步步驟。但如何翻譯它呢？mendatio是一種行為，某個人——僅限於他個人——透過它向某群體的頭頭宣誓，再透過頭頭向這個群體的所有成員傳達宣誓。成員和頭頭之間的關係，是一條強有力的感情紐帶，在拉丁語和法語中都稱之為“友誼”；它是把群體團結在一起的強力黏合劑。這些友誼關係是抵抗“法律”的一道壁壘，它在任何可能的地方滋生成長；並在滲透成功時顯示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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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紀早期法律中的私人生活（1）
在開始研究所謂的封建社會中私人生活的地位之前，我們必須確定兩種對立權力之間的界線；其中之一就是“公共權力”。過去曾長期遮蔽著潛藏於下的社會結構的國家，在十世紀最後20年和十一世紀最初20年，其腐朽不堪的外表開始剝落崩塌，封建社會的本質由此迅速地呈現出來；接下來所發生的事就是私*力開始侵入國家權力。然而，這種曝露於公眾視野之下的權力結構實際上並非新鮮事物，它很久以來就已存在。只不過以前的文獻很少提到它；因而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如今，這些文獻突然之間開始公開地談論它，這就是被稱為“封建制度革命”變化的本質。官方文獻從不提及這些業已存在的權力關係，因為它們仍然處於演變的過程中；仍然處於逐漸的形成的過程中；它們還在公眾關注的視野之外，在一個我們通常一無所知的領域裡。它們就是私人關係，現在，它們被推到了最顯著的位置，壓倒了其它所有關係。歷史學家們通常都一致認為，封建化代表著權力的私人化。譬如，在勒馬裡涅埃爾的《法國中世紀史》中（）；我們看到這樣一句話：“公法最終呈現出世襲的特徵；某種程度上被認為是公法的習俗，變成了交易的物件。”世襲與交易：這對概念在古典法中有著精確的描述，它們將“私人物品”（即可以買賣、繼承的物品）和“公共物品”明確地區分開來。換句更直截了當的話來說就是，隨著社會的封建化，公眾領域不斷萎縮，直至最後每件事物都是私人的，私人生活至此無處不在。
然而； 封建化還應該被視為公共權力的碎化（而且，我認為這個特徵是首要的），用勒馬裡涅埃爾的話來說，就是：“公眾權力被肢解而且經常減小到不能再小的地步。”這種權威的崩潰分解最後導致了政府特權的廣泛分散；每個大家庭都變成一個建立在自己範圍之上的主權國；儘管其範圍極其有限，但每個家庭之主行使的權力仍然保留著其原初的特質；即公眾性。如此一來，我們也可以說，在封建社會里，任何東西都變成了公共的。而真實發生的事情是，諸多被認定為公共的權力，其重要性不斷萎縮直至十二世紀初臻於極至。而後，隨著國家開始重新建構，公共權威的範圍才再次開始擴充套件。然而，人們任何時候都沒有，即便公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