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achman）在1946年的戰後節目首次復演中出演。之後許多演藝才人再次在這個原裝盛典上登臺亮相。在幾個月的劇本編寫和排練後，音樂劇於第二年春天推出。我幫助製片人尋找作家、音樂人和舞蹈者，也負責廣告和推廣——這些都是實現一場成功演出所必需的幕後工作。工作量很大，因為瓦阿姆是一個以品質著稱的表演，但是這該多麼有趣啊！我可以和一些傑出的人才合作，包括喜劇演員保羅·林德（Paul Lynde）和女演員夏洛特·雷伊（Charlotte Rae），二人參與了1947年的瓦阿姆表演。此外，我也與謝爾登·哈尼克（Sheldon Har�nick）合作。歌曲《屋頂上的小提琴手》和《費奧雷洛》就是他填的詞，後者為他贏得了普利策獎。
對我來說，那是價值觀的塑造和形成時期。如果說吉恩·蒲柏一家讓我見識了財富和權力的話，那麼我在西北大學的三年則教會了我如何靠自己的力量成就事業。我發現原來我很擅長後來人們所說的一心多用，而且我也喜歡這樣工作。我的興趣很廣，如果單做一件事情的話，我會覺得很枯燥。那時，我並不知道自己有這方面的傾向，但總的來說，我已經習慣了這種工作模式，以後的人生道路上，我也會如此走下去。
除了聯合組織瓦阿姆外，我還當選了阿爾法頭·歐米茄兄弟會的主席，因為我原來所在的兄弟會已經被合併，但並不是一切都很順利，我也遇到了一些挫折。此前，我也參加過學生會主席的選舉，不幸的是，只獲得第二名，但與另一件更令人沮喪的事情相比，這還不算什麼。我有一個黑人朋友，跟我一樣，他也熱衷於校園活動，也是一個品學兼優的好學生。我推薦他入我們的兄弟會。於是舉行了一次投票表決，表決的形式是把一個投票箱互相傳遞，兄弟們各自匿名地往箱內投入白彈子或是黑彈子，白的表示同意，黑的則是反對。令我震驚的是，投完票後，我開啟箱子一看，裡面居然有好幾個“黑球”。這件事情讓我明白了當時的社會風氣。然而，我還是很高興能在這個中西部的核心地帶，周圍的人都認為儘管彼得·彼得森一頭黑髮，他卻應該是來自瑞典的北歐人。
我思索著如果人們知道我不是北歐人，而是希臘人，還會不會這麼歡迎我。畢竟，我們希臘人也會遭到那些心胸狹隘和心懷歧視之人的排擠。父親告訴我，在他1923年剛開中央咖啡廳的時候，當地的三K黨會在餐廳貼上“不要和希臘人一起吃飯”之類的標語，因為科尼居民都是白人，這些三K黨找不到可以恐嚇的黑人目標。每次敘述這段歷史的時候，父親總會補充說：“這些人不算真正的美國人。”
察言觀色的秘密
儘管社交生活繁忙，我還是在學習上保持著優異的成績。對此，我那些兄弟會的兄弟們都感到十分好奇，一些人認為我經常出現在優秀生榜單上完全是因為我很聰明。其實不是這樣的，我的秘密是我學會了如何對症下藥。
我清楚大多數教授都是信仰福音教的學者——他們對自己的信仰也毫不避諱。仔細觀察，你就會發現，人們在談論他們喜歡的話題時，動作會格外豐富，聲音也會充滿激情。換句話說，我不僅聽他們授課內容的表面意思，還聽其中的弦外之音，並用課堂筆記本記下教授們的弦外之音。考試快來臨的時候，我會看著自己的這些筆記，想著教授當時強調的語段，然後仔細閱讀這些段落，直到記住為止。不管試卷上的問題如何，我都會想辦法把能激起教授熱情的那些要點寫出來。其實，我無非就是在奉承他們。我知道這有點兒不厚道，但這些行為每次都能為我帶來A或是A＋。
然而這種察言觀色為我帶來的最有價值的卻並非這些分數，不過當時我並不知道那是什麼。在這些課堂上學到的知識不僅幫我榮登優秀生光榮榜，還讓我學會傾聽和觀察別人，這些後來對我早期的職業生涯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死亡邊緣
就在上大四的時候，我的未來卻突然岌岌可危。通常情況下，我的體力和腦力都是很充沛的，足以應付學業、社交和課外時間的舞會；但在我畢業前的那個冬天，我卻突然感到渾身懶散。我會在上課的時候睡覺，在看電影、看書或是看筆記的時候也會睡覺，甚至吃完飯就想打瞌睡。我想肯定是因為瓦阿姆劇的準備工作、兄弟會的主席職責、諸多課程和“三三角洲”食堂的服務生工作，使我睡眠不足，但是幾個星期後，我突然發起了高燒。於是，我去學生醫療服務處問診。那兒的護士決定讓我住院觀察，但住院期間醫生並沒有診斷出我的病狀，不僅如此，我還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