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部會議。校方很遺憾地面對著我們，給出的原因類似於“那段時間校內外的行政、事務工作很繁忙，無法完整地組織國際文化節所需要的資源”。但在座的各國留學生代表們都很清楚，校方給出的理由是表面的，他們真正害怕的是到時候現場會混亂而失控。說得白一些，就是怕出亂子。
那麼，當時怕什麼呢？2004年第一屆在4月份這個最好的季節裡舉辦，並取得了圓滿的成功。後來的各屆也都辦得有聲有色，到2010年，已辦到第六屆了。那麼，為何只有2005年的時候如此謹慎，如此害怕“亂”呢？
背後的擔憂是反日情緒。之前4月9日在北京發生過規模巨大的反日*，早上八點從中關村海龍大廈出發的*隊伍經過北大西門、清華西門，最後到達位於建國門的日本駐華使館，最終擴大到一萬人的*隊伍向大使館投扔石頭、雞蛋、塑膠等，也波及了日本餐廳、日本企業所在的建築大廈等。一週前，4月2日，四川成都的華堂被民眾襲擊，幾乎同一時間在廣東地區，反日*從深圳開始蔓延。一週後，在瀋陽、上海發生了更大規模的反日*。上海那天*的規模最大，*訊息透過因特網和手機簡訊，大範圍地流傳……
在北京*的那一天，我還做了回“特務”，就是一方面絕對不讓北大日本留學生參加*，同時，自己“潛伏”在*隊伍裡面，瞭解*隊伍的動向，並及時彙報給日本使館的有關人士，以便讓他們及時掌握資訊，提前採取措施，保護在華日本法人的安全，這是理所當然，何況我是留學生會長，與日本大使館是有聯絡渠道的。這樣做，我認為不僅符合日本的利益，也是符合中國利益的，畢竟，兩國都不希望發生不可挽回的重大損失。我的工作，可以悄悄起到保險閥和預警器的作用。
不必諱言，2005年3月到4月那段時間，包括北京在內的中國國內充滿著反日、厭日、嫌日情緒，舉辦跟日本有關的活動，幾乎100％可能受到中國憤青們干擾。國際文化節是對校外開放的，誰都可以進來，自然誰都可能來湊熱鬧、搞熱鬧的。校方最後下決心決定延期，自然，這個決定也一定不是校方的擅作主張。雖然這一決定讓我們日本學生感到難過，當時許多日本留學生，尤其是作為我的夥伴一起參與策劃、籌備工作的經濟學院的師姐（她畢業後去《朝日新聞》當了記者）今村優莉很傷感，流了很多眼淚。開完會後她堅決不接受校方決定，我就衝過去勸她冷靜下來：“你先別這樣，校方有校方的考慮和擔憂，這也是為了保護我們日本留學生。這不是取消，而是延期，理解一下好麼？”她很憤怒地對我說：“你這樣說是背叛我們，別屈服校方了，日本原因導致文化節延期，你怎麼對得起其他國家的學生呢？以後再也不相信你！”哎……女孩子就是這樣，總是情緒化，雖然我也理解，畢竟，那年是她的畢業年，延期對她來說就等於是取消，她對文化節有著很深很厚的感情。那天以後，我們幾個月也沒有說話。後來和好了，她畢業典禮那天，我向她表示了祝賀，直到今天，我一直對她的記者工作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援。 。。
與“非典”有關的日子（12）
2005年9月份，新的學期開始了。9月26日，我接到了國際合作部直屬，促進國際交流的最大學生社團SICA（Student International munication Association）學生的電話。她說：“10月22日主辦第二屆文化節，9月29日校方開第一次協調會。”這條訊息對我來說太突然了。我還記得我在電話裡對那位學生說：“我們馬上要放假，不是國慶節嗎？大部分的學生都要離開學校去旅遊，只能節後才開始準備，不到兩週的工作時間，物質上不可能準備好，我要求改變文化節的日期，其他國家的留學生也一定會這麼想的。”
9月29日，透過第一次協調會了解到日程安排之後，我開始思考應該怎麼開展今後的籌備工作，並馬上向我們的支援機構——日本駐華大使館和日本國際交流基金通報了這條訊息。放假期間，雖然沒有順利地和校方、志願者、日本留學生保持聯絡，但為了開學之後能夠順利、迅速地著手，我和一位日本留學生會的助手放棄休假，留在學校進行前期的籌備工作，為放假後大約兩週左右的集體籌備進行充分討論，預作準備。
10月13日，在第二次協調會上遞交展臺計劃之後，我們日本留學生（這次專門為本屆文化節建立了執行委員會）也開了第一次會議，並充分地討論了展臺內容，決定當天在展臺裡面表現“日本的節日（Japanese 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