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廂情願也沒多大意義。以我的眼光和心態，假裝了一回學者，想要拋棄一切偏見進行客觀的考察和描述，但不時地露出馬腳。
我的過失在於感情的投入和參與。
既不適合做學者，也不可能充當救星。其實我的全部心願，不過是認為我們西藏高原的同類們應該享有參與世界的權利，享受人類文明發展至今的一切成果。
而這一願望正好也是當下人民政府提倡的，老百姓們所希望的。沒有一丁點兒的獨創性。毫無文采可言。也只有在這一基點上我們來欣賞西藏的傳統文化，我才能感到心理平衡，不至於失掉了一個西藏作家的道義和良知。
所以我同時欣賞這樣的西藏：收看和收聽由衛星轉播而來的來自全球每一角落的聲音和影象，並向世界發出西藏的資訊；可以通達全球每一角落的直撥電話和影象傳真；來自世界各國的賓士三菱和豐田，各類家用電器；縣城鄉鎮村莊的水利發電、太陽能電站所提供的照明和電視；喜歡聽新民歌：昨天飛機飛過去了，今天飛機還沒飛來……
喜歡這樣的採訪：查古村、色新村甚至江村女巫都懇求說，請幫助我們解決電視機的接收裝置……
主張發展進步的觀念侷限了我的文思。我想做一個貌似客觀的學者終於也沒能做得成。學者做不成，也同時妨礙了我做詩人。同時對於手工製陶，我發掘到的是人類已經走過的新石器時代，一個遺存，活化石，一個遠離現代文明的角落；我注意到的是一個文盲村莊，年輕的兄弟共妻，老死閨中的製陶女，一些感慨，一些無言……
而偉大的聶魯達，他表現了同樣的題材，多麼激情奔放——“南美洲從來就是陶器工人的天地。這是一個陶罐的大陸。這些會唱歌的罐子從來就是人民製作的。用膠泥和雙手製作的。用陶士和雙手製作的。用岩石和雙手製作的。用銀和雙手製作的。
“我總想讓人在詩歌中看到這樣的手。我總想創作出一種帶著指紋的詩。一種帶著漂白粘土的詩，水能盛在裡面歌唱。一種麵包的詩，大家能夠充飢。只有人民的詩歌才能保留這手工的痕跡。
“當詩人們關在研究室裡的時候，人民在用膠泥、土地、河流和礦山來唱歌……”
——這便是我的詩行之不遠、是我與偉大詩人之間遙不可測的距離之所在吧。
什麼時候，能恢復我最初的激情，或，重新調整好我自己，走向否定之否定？
主年以來、也許五年以來，在我力不能及的這一領域，其實我就做了這樣一件事。當初我向往著它，高不可攀，遙不可及，滿懷熱切和迷惘。開始時我並不知道，這將是一次漫長的苦役。但不久我就明白了，當做完這件事，我將耗盡心力，而這心力並非用於我想要的藝術事業。我還明白了，與天奮鬥，其力不支；與地奮鬥，其險無比；與人奮鬥，其煩不堪。還有別的一系列的經驗。例如毛片編完後，我的經驗是：曠日持久，艱苦卓絕，事倍功半，功過待定。最後，在一九九三年九月下旬的那個晚上，當我終於完成了《西藏文化系列》十二集的製作、且又完成了在四川國際電視節期間的工作時，內心卻靜若止水。以我們起步時的艱難條件，我們已獲得了未曾期許的收穫——總算完成了，我這樣想。是完成了，而遠非成功了——總有一言難盡的感嘆和遺憾。
焦慮伴我走完全程，應該輕鬆一下了吧，哪怕只有三兩天。去年這整個年份，我們奔走於西藏鄉間，其時最令我擔著心的不是別的什麼，只是一個人和車的安全問題。我不厭其煩地思忖著，要是野外拍攝結束時大家安然無恙，我該怎樣高興呢？該怎樣來慶賀呢？其實不然。當年底拍攝的最後一天，那一群苦行的僧尼們五體投地地磕進大昭寺，在金光閃爍的釋迦牟尼像前以迷醉的神態了結終生之願時，我們也功德圓滿了。擬想中的喜悅和輕鬆如期不至，最強烈的感覺只有肚子痛。是以彎腰捧腹之態做了最後一次採訪的。
當後期製作在成都漫長的春夏季進行的時候——其間反覆做了修改，令人格外厭倦——我又想，何時能全部完成徹底解脫之時，將是我苦役的結束，我將獲釋，取得完全自由，是再生。但等待著我的，卻是比上一回更加劇烈的腹痛，以至於臥床不起。
中秋時節的成都已有少許寒意。深夜擁被獨坐，腦海和心懷一派空虛。突然間，一個念頭不期而至——你何時才能結束心靈的流浪？
就在這個深夜，在經歷了轟轟烈烈之後，在極度的倦怠和百無聊賴中，在不經意不設防時，這一念頭引發了一系列強烈的情緒。久違的無以言喻的失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