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重的“影子”。最好的調查物件,即是自古以來的中國“文人”,因為正是在歷代的中國文人們之中,保持著孔子及其儒家思想的“中堅”,其中又尤其是那些所謂的“著名文人”,他們在歷朝歷代都有,也很好查詢,因為他們在中國正史之中,多半都享有“列傳”的地位。
中國文人們在說什麼呢?做什麼呢?想什麼呢?他們都在謹守儒家傳統,模仿“偶像”,緊跟“偶像”,亦步亦趨:“偶像”說什麼,他們就說什麼;“偶像”做什麼,他們就做什麼;“偶像”想什麼,他們就想什麼。惟一有一點點變化的是,過去中國文人的“偶像”是“孔子”,“皇帝”(聖上),現代中國文人的“偶像”是“領袖”,今天中國文人的“偶像”是某某外國名流,也包括當代中國他們頂頭的各級上司,等等。古代的中國文人全面模仿孔子,現代、今天的文人部分模仿孔子,但儘管如此,他們的思維方式,卻絕對全都保持孔子的“偶像”式的“獨斷”。正是因此,他們最共同的一個特徵即:在他們的“說”、“做”和“想”之中,全都沒有他們自己心靈的“自我”;他們心靈的“自我”,早就在模仿孔子的“偶像”和“偶像崇拜”的漫長曆史的習慣之中,不知不覺而自動地喪失了。
不說其他,今天居然還有那麼多的文人在叫嚷要恢復“儒學”、要提倡“國學”,而且還搞得那麼“轟轟烈烈”,“甚囂塵上”,乃至要在孔孟的故鄉新建“中國文化副都”,似乎“孔孟”即“中國文化”的永遠的“代表”,這就是上述“結論”的最大的明證。很顯然,在目前的中國,還有不少人離不開“偶像”,離不開“孔子”,更離不開某些已經“偶像”化了的“經典”,例如《易經》、《論語》之類,甚至還更離不開某些已經“偶像”化了的機構,例如堅守了兩千多年的人治、專制、權力私有化等等的中國家天下(非社會化)的國家體制。這些東西原本就是長期以來中國人堅守儒家的“偶像”和“偶像崇拜”化的習俗傳統的歷史產物,也正是這種歷史的“產物”,形成了禁錮中國人精神的堅固的“牢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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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中國文人最容易變成偽君子(1)
先秦孔子的儒家之學,也可以稱之為辨明君子與小人之學。在孔子的《論語》之中,有許多精闢的論述君子行為的句子,如: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不己知也。”
“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
“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
“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
孔夫子要求人們都做君子,尤其是貴族子弟,而且他為君子設定的行為方式也不可謂不詳備,有的現在還很有價值。這些關於做君子的教導,雖及不上他的經典話語,如:“仁者愛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等等,但都可以歸為一類,即孔夫子為君子們所規定的行為方式都屬於“應然性”的行為方式,而根本不涉及人在自然中、在社會中所遇到的一切“必然性”和“可能性”的事情和行為方式。
說到底,應然性的行為大致屬於美好的行為,也即孔夫子經常涉及到的關於人們(君子)行為的判斷,幾乎均屬於美醜問題的判斷。
在前面的文章中我已指出,美的必須是善的,也必須是真的,否則,不是真美,而是假(偽)美。因此,問題就出來了。
比如,我們讀了孔夫子的書,我們下決心要按照他老先生的教導,去做一個君子,也即做一個行為和心靈都非常美好的人,君子或“仁”人。緊接著在實踐中,問題就出來了。我做這樣的“君子”,能否同時,也對我在生活中帶來相應的利益呢?至少至少,也該不至於給我帶來禍害吧?或者說,做這樣的“君子”,能否讓我有尊嚴地、富裕地和自由自在地生活於人世間呢?再就是,如果他人都做“小人”,只有我做“君子”,最終對我是有利呢還是有害呢?這明顯是個關於善惡判斷的問題,是個涉及到生活中種種可能性的問題,而孔夫子似乎對這種問題不感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