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用車子帶我到城裡兜風，代價是請我吃一頓午飯。他只願意和那些有性慾的女孩子睡覺。有時他找上我的時候，他可以等待我很長時間，他是一個商人，可他永遠也不明白，賣淫本身也是一種交易，而不是任何別的。
我又來到選帝侯街。我的目的是在那裡賺到足夠的錢，以便去找那些我認為可疑的毒販子，把他們的毒品買下來好做鑑定。誰也不知道巴普西最後的一針海洛因是從誰手裡買下來的。我總覺得我現在正在尋找害死巴普西的兇手的下落。實際上，這也只是我購買毒品的一個藉口。我心裡完全明白。我一直記住這樣一句話：“一定要把這個壞蛋找出來，那怕丟了你的性命也在所不惜。”就這樣，我再也不怕給自己注射海洛因了。
一份心理學家的分析報告
柏林精神病情報中心主任貝爾恩德·喬治—湯姆心理學家霍斯特·布羅梅爾
根據我們的估計，最近3年來，在聯邦德國和西柏林，12歲到16歲的海洛因成癮者的比例已經從零達到百分之二十。克麗斯蒂娜典型地代表了毒品販子的新靶子。她的女友巴普西也是如此。巴普西曾在1977年就教於我們並在兩個月後由於過量用毒而死亡。我們無力幫助這個只有14歲的少女。此後，施特拉和克麗斯蒂娜團伙裡的其他一些麻醉品使用者，也來向我諮詢，他們表現出新一代年輕吸毒者所有的特點：明顯的好鬥性。但此外，他們還需要一種對幼兒一樣的保護、重視、愛和熱情。
巴普西是在1977年5月由一些對她負有教育責任的人帶到我們這裡來的。她的行為很像一個還抓住媽媽裙子不放的神情憂鬱的小姑娘。但實際上，兩年以來，她已經經歷過癮君子各種天堂和地獄般的生活了。
一個吸毒者隨時都企圖從海洛因的奴役及其後果——賣淫、違法、體質衰退——中解脫出來。那些年紀最大的吸毒者——那些16、18或19歲才落人羅網中的人——在多次嘗試獨自戒毒無效之後——便轉向專門的部門。直到目前為止，這些部門和他們擁有的手段——建議、療養、治療——都是為這些人，即這些近乎成年的癮君子而設計的，其基本原則是有關的患者應出於自願，我們的工作是幫助他們自己進行戒毒。
面對5萬左右的吸毒者，我們在公眾部門大約有180個治療床位，在私人部門（診所、團體等）有1100個床位。一些老吸毒者在這裡過集體生活並被強迫接受嚴峻的制度。我們沒有治療成功率的可靠數字，但我們估計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重新開戒，特別是因為這些人在戒毒之後又重返同樣境遇的起點：正是那些境遇使他們走上吸毒之路。
但由12到16歲的麻醉劑使用者組成的團伙越來越多。他們得不到幫助。當然，我們接待那些像巴普西那樣的由於老師或社會服務部門強迫而來的人進行諮詢，但他們拒絕目前這些治療中心嚴峻的規定，不願承擔被收入院所必須的條件：出於自願。
他們從再次開戒的吸毒者口中聽到過治療中心所犯下的“暴行”，所以巴普西在和我們交談的整個過程中都對我們流露出完全的不信任。我不能消除她的恐懼而勉強地把她送到什麼地方去。確實，對於隨便哪一個吸毒者來說，下決心進入醫療中心都是困難的。當然，他們得忍受毒癮及其所帶來的痛苦。但這種痛苦他們已經習慣了。在一個治療團體中，他們不但要放棄他們熟悉的環境，習慣的交往，連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也要聽命於人，直到損傷他們的人身自由。例如，為了表明他們已經與毒品世界決裂，他們應該剪掉頭髮，更換衣著方式和放棄刺激性的“狂風式”音樂。
但是，對於一個14歲的孩子來說，髮型、服飾和音樂比對一個20歲的癮君子要重要得多。為了留長髮，穿緊身牛仔褲或者為了唱片，他們可能與雙親吵上兩年。在他們痛苦地猜度著在醫療中心裡等待著他們的命運的時候，作為進入這個中心的人門證卻是犧牲象徵他們激烈鬥爭而取得的成果。而正是這些成果為他們贏得了朋友、夥伴和團伙的尊重。依我們之見，取消它們對於這些孩子未免太苛求了。
這些吸毒的孩子們的感情還不很穩定。他們在對一個充滿安全感的世界幼稚的憧憬與夢想和大人們在競爭中的行為表現之間搖擺著。人類在青春期遇到的心理衝突，他們透過在精神和肉體上使用毒品進行了“補償”。這些孩子沒有逐漸地脫離父母家庭，慢慢地取得自主的經驗。他們只學會了每當生活的關鍵時刻逃避現實。
儘管這些12到16歲的孩子們在弱肉強食的毒品世界中經歷了很艱苦的生活，儘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