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躍，只要能拍出新意，那就OK。至於別的方面，交給我們！”
“……”
全場都在沉默，沒人覺得刻意或煽情，只是看到了一個纏繞無數情懷的東西，在時代的褶皺中奮力掙扎。
之後，魏德勝和鈕承澤也聊了聊臺灣電影的現狀，以及對復甦的期望。可惜國內接觸不多，GET不到那份情愫。
這場交流會從九點開始，十一點就該結束的，結果一拖再拖，耗到了一點鐘才散場。先是臺上的十個人聊，後來臺下也加入，從劇本創作，到拍攝技巧，再到市場判斷，三地電影的淵源風格等等。
總之，沒說夠，更沒聽夠。
尤其于飛鴻這種剛剛起步，徐崢這種抱有心思的菜鳥，絕對受益良多。于飛鴻甚至翻出一個本子，不時做筆記。而她印象最深的，是曹寶平的兩段話：
“現在這個從業環境，商業元素越來越強烈，不會再當成一個很神聖的事情來做，所以導演營造的氛圍很重要，你能給演員什麼東西，讓他們對電影，對這份職業，懷有敬畏和尊重。
當演員對戲的理解，和你自己的理解有差別時，你選擇什麼樣的方式去溝通、解決，憑什麼讓對方信服你，這是導演最大的難題。”（未完待續。）
第六百二十四章 第二場
“第五代剛出來的時候，完全是反戲劇、反故事，追求一種形式感和視覺化。因為那時的社會風氣就比較人文，全民都在思考，你夠偏夠怪才有市場，就是大陸的所謂文化精英的市場，人家會高看你一眼。比如《紅高粱》拿金熊的時候，張藝某簡直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啊，肩負國家興衰的那種感覺。”
臺上，張先民侃侃而談，接著道：“而且西方社會愛看這些東西，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