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常常是質量低劣的商品更多的東西。這套分配製度等級分明。政治局成員有供應西方商品的特殊商店。他們挑剩下的東西給我們情報部門，然後再是其他部委和貿易機構。這一切實行起來十分簡單。高階官員的日子為此過得很舒適。面對這些特權的誘惑，我沒有力量說不。多年後，學生質問我時，我老實承認了這一點。學生對我的回答感到滿意，因為他們理解這些特權給人帶來的難以抵制的誘惑。不用說，如果我政治上失勢的話，這些特權一夜之間就會消失得無影無蹤。
儘管我享有種種特權，去過一些奇鄉異國，平常過的卻是一個官僚的生活，一個為我的政治主子服務的僕人。最初，我們和蘇聯政府機構的高階官員一樣晚上工作。這是斯大林的工作時間。斯大林死後，米爾克改為白天工作，從早上7點開始，常常到晚上10點才下班。不過後來我覺得，他假裝呆在辦公室，其實人在其他地方。情報局內有些人有很大的行動自由，令我羨慕不已。他們執行特殊任務時自由自在，工作時間可以自由掌握。而我每天都要跟著上司的工作時間表轉。
我每天早上6點30分到7點之間起床，然後跑步，做操活動活動後背。年輕時我就有背痛的毛病。8點15分左右到辦公室。一開始我有一個司機，一個秘書。後來增為兩個秘書，一個私人助理。我辦公室的幾位工作人員關係非常密切，很少有人事變動。我的私人秘書1954年到我身邊工作，當時我任外國情報局局長剛3年。他跟了我33年，直到我退休。 每天上班後我首先閱覽重要檔案，各科室負責人呈上的報告，有時還有間諜提供的材料。在任的最後10年裡，由於檔案流量太大，我改為閱讀分析處為我準備的一份概要，其中包括機密材料，要聞和各新聞社的報道。
外國情報局下屬大約20個處，分別主管以下事務：安插在西德政府各部門、政黨、工會、教會和其他機構裡的間諜及他們提供的情報；軍事情報；美國、墨西哥和世界其他地區；位於布魯塞爾的北約組織和歐洲共同體總部；反諜報；散佈假情報；從西德蒐集科學和經濟情報；竊取基礎工業、電子和科學儀器工業以及航空航天工業的技術情報；各國大使館；邊防；培訓翻譯等。此外，還有一個處專門負責分析評估來自以上各部門的原始情報。
每週4至5天，我分別召見幾位副手以及我個人直接管的各處處長，瞭解他們的工作進展情況以及重要的活動。每份呈送給領導人的報告我都要過目。米爾克並不修改我的報告，但有些報告被他扣壓下來，沒有送昂納克，理由是：“上面看到這些報告不會太高興。”通常我在位於利希藤貝格區諾曼大街上的國家安全部辦公大樓的院子裡與幾位副局長和局黨委書記共進午餐，利用吃飯時間交換情報，互通訊息。即使是在戒備森嚴的國家安全部大樓內，我們提及間諜時，包括國外大使館裡的“合法”人員，也只用他們的化名，以防他們的真實身份洩露出去，陷於更大的危險。
我的工作中很大一部分內容極其乏味。情報這一行說到底其實十分枯燥，從浩如煙海的雜亂無章的情報中篩選來篩選去，只為了找到一粒使人開竅的寶石或是有啟發意義的線索。為了換換口味，我堅持親自掌管10到12名間諜。據我所知，世界上各大情報機構首腦中，這樣做的人只有我一個。我得以不時地溜出國家安全部大樓，去位於柏林郊區的安全據點或德累斯頓和其他地方與這些間諜會面。我個人更喜歡是後者，因為外地更不容易遇到西德人。
遇到意外事件，尤其是我們在國外的間諜被捕時，以上工作習慣自然被打斷。通常我們先從新聞中得到訊息。由於新聞報道有時會把一名間諜的名字搞錯，我們必須查明被逮捕的人到底是我們的間諜還是其他國家的間諜。有時，某個處的處長會來到我的辦公室，告訴我不幸的訊息，特別是有人叛逃時。平時我們已養成了習慣，遇到這種事時一步步分析出事的原因，力圖避免自亂陣腳。應付國家安全部部長的追問已經夠讓人膽戰心驚的了。
有人被逮捕或叛逃後，當務之急是弄清還有誰會因此陷入險境，而不是追究責任。我們會立即用密碼發報給間諜，通知他們情況緊急。鑑於間諜不可能每天都開啟收音機聽廣播，有時甚至有必要直接給他們的家打電話，用暗語報警。例如，如果一位間諜是商人，暗語可以是：“下一場會不得不延期舉行。”我們避免使用像“你在德累斯頓的舅母病危”這樣明顯的警告暗語。此外，還使用一些標記報警，如在一位間諜每天經過的一顆樹上釘個釘子，或是在一個郵筒上畫個十字。不過這種辦法不適用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