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歷史的真相——事實上，在明代後期的宮廷裡，早已形成了一種烏托邦風尚：閹人跟宮女的公開婚姻。儘管神宗和崇禎極力禁止此事，但絲毫沒能見效——這種風尚一直持續到滿人入關。在神宗之前，明代中後期的大多數帝王都認為，閹人效能力既然已經喪失，所以即使跟嬪妃們“對食” ，也不必太過計較。
但一個尤為重要的問題是：失去男根的閹人，性生活如何可能？是的，我們有理由認為金錢和權勢是他們組建家庭的籌碼，但作為家庭生活的核心，性是如何被實現的？據《潛書》記載，“太監性淫，不勝其擾。交接之際，其陽亦突出將寸。”正是靠這不足一寸的“突起”，妻妾也“不勝其擾”——這個詞必須被不斷琢磨，才可在一種想象的空間裡完成對閹人異性性方式的構造與把握。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他們很多時候需要藉助“器具”：火（燙），針（刺），鞭（抽）。在今天，這些器物往往被當做施虐/受虐型性行為的輔助工具，並掛在成人用品商店出售，但我們仍然沒有足夠的理由將之完全排除出變態範疇。而假具，顯然也頗為流行，以至於鬧出人命，從而進入當時著述者的眼界：“今日都下有一閹豎比頑，以假具入小唱穀道不能出，遂脹死，法官坐以抵償，人間怪事，何所不有。”
自體性行為（1）
這樣的情景在古典才子佳人小說裡屢屢出現：男女主人公在雕樑畫棟的屋子裡調情，僕人則在窗戶外面觀淫 。這如果尚且算不上什麼的話，那“通房丫頭”這個建制就多少有些尷尬了：她名義上是男主人的妾，但往往充當的，卻是男女主人性事上的助手——鋪床，疊被，替男主人穿衣服，幫女主人梳頭髮。儘管她偶爾可以得到男主人的“臨幸”，但在獨佔欲極強的女主人的嚴密監視下，她往往得不到什麼機會。況且，在中國帝政日益加強的漫長時代裡，所有有錢娶得起兩個以上老婆的人，都無形中扮演著皇帝這個終極男人的妾的角色。一種男子的理想形體和氣質逐漸形成了：廣舒長袖，溫文爾雅。在各種金石藥物的幫助下，他們終於頗具一副“仙風道骨”，我們把這叫做：風度。而男子的配飾，也從寶劍變成了扇子，或者蕭，交通工具，則由馬變成驢，再變成轎子。再仔細琢磨“玉面書生”“風流倜儻”這樣的詞，你也許會明白，正妻在大多數時候都不能得到性上的滿足，何況妾。所以，在中國古代，基本形成了女性作為稀缺資源的鄉野社會和男性作為稀缺資源的上流社會這種二元對立模式。
靠門第觀念和武力維護著的這種二元結構，基本是兩個封閉的、不相互流通的圈子：上流社會多餘出來的女性，決計不會跑到農夫那裡去；而鄉野社會多餘出來的男子，寧肯兄弟數人共用一個妻子，也幾乎沒有溜上哀怨貴婦人床榻的可能。合法而完備的賣淫制度雖然為解決富餘男子的性問題提供了理論上的可能，但仔細想來，作為一種經濟行為，賣淫只會讓更多的處於經濟弱勢的鄉野女子跑到有錢人扎堆的城裡去，這無疑加劇了上述矛盾。除了賣淫，正經窮人家的女兒還可以選擇去有錢人家幫傭，而男子，則只能當佃戶。我說的是，在漫長的農耕文明下，鄉野社會的男子並沒有太多流動的機會，他們進階的唯一出路是：科考。科考跟采女 一樣，透過層層選擇與規訓，最終只有符合帝王審美趣味的人，才能來到帝王身邊併成為一名新貴。
女人作為一種財產，只會向上流社會富集，這直接促使了壯陽偏方、御女術及秘戲圖在貴族中的流行。但這終究沒能使他們像種馬一樣強健，相反，貴族日益沒落了——從體魄上和精神上莫不如此。在這種景況下，女主人跟家奴之間的淫亂，再也不是什麼秘密。但女僕們，則顯然只能“用手指兒告了消乏”——中國關於手淫的記載，多是發生在年輕女僕身上。這並不說明混跡於貴族中間的女僕受到了比鄉野村夫更多的性壓抑，事實上，在男權社會中，女人無論如何，都處於被描述的境地，更何況跟上流社會伴生的女人——她們天生處於話語中心，我的意思是，她們的一舉一動受到書寫者的嚴密注視。在一種把玩心態的驅使下，手淫女僕逃脫了道德的檢閱，成為腐朽的上流社會茶餘飯後津津樂道的議題。這種強勢話語最終使鄉野村夫的性問題沒能浮出水面——千百年來，關於他們的辭藻少的可憐，要麼是“刁民”，要麼是“餓脬”。至此，我們完全可以得出結論，手淫作為基本的自體性方式，在中國古代不是沒有大面積並持久地存在過，而是被主流視野長期忽視了。
作為對這種忽視的補救，一種意淫文化被髮展了起來，從屈原到曹植到曹雪芹，他們像怨婦一樣從隱喻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