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物的主體性意識，我們用一個通俗的詞表達，叫“野性”——如此，“物化”其實就是對野性的規訓。規訓作為一項技術，可以想見它經歷了漫長的演變過程，這可以從馬戲團的馴獸師那裡得到證明。面對一匹桀驁不馴的馬，我們也許要對它進行恐嚇、鞭打、安撫、施予草料、限制自由……這種種行為構成了馴化技術的基礎。當這種技術初見成效的時候，畜牧作為一種儲藏方式被確立了。無疑，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我們寧願選用一種詩意的表達：頭戴羊皮帽、身穿羊皮襖的牧羊人，手裡提著他的鞭子——這鞭子已經很久都不用了，對他來講，它只具有某種象徵意義，它標示了他作為牧羊人的權力，他可以自由抽打那些不聽命令的羊，但這事很少發生，只要他甩甩鞭子，羊們都會很知趣地按他的意志行事；牧羊人沒有多少事情可做，就充滿愛意地看著他的羊群，正是它們給他確保了一個可以預期的、堅實的未來。
可以想見，大面積的對動物的閹割並未發生在這個時候，因為即使從最功利的角度來講，自由繁殖畢竟可以導致種群的旺盛，所以理應被支援，而不是壓制。當動物的使用價值仍然停留在食用這個層面的時候，良種篩選也不構成一個必要的程式，所以有意識地支援良種的交配權、剝奪劣種的交配權的行為也不能夠被理解。拋開這些功利主義的考慮，即使僅僅為了獻祭，“不完整的犧牲”顯然也不是神所喜歡的。據此，我們可以認為，對動物的真正閹割始於它食用價值的式微。食用和繁殖是一種價值的兩個方面（為了更多地食用，必須更多地繁殖），所以在食用價值退居次席時，破壞動物的生殖能力就能夠被容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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閹的技術史（2）
然而，這隻為閹割動物提供了一種前提上的可能——當它們的食用價值被農作物取代之後，破壞它們的生殖能力就具有了可能性，但還不具有必要性。但這樣一個問題顯然擺在了把農業當做最先進的食物儲藏方式的原始人面前：農業作為一種勞動投入型作業，勞動力的缺乏顯然是制約農業發展的瓶頸。他們於是將眼光投向了動物，並對它進行了進一步的馴化：閹割。
動物作為一個充滿能量的軀體，閹割使它閉合了能量的一個外洩通道，從而實現了能量的最大化利用。何況，這時候，良種問題也顯得更加有意義：良馬比劣馬更有腳力，而且更容易駕馭。專司繁殖的種馬於是誕生了，這對其他馬匹顯然是一個不好的訊息，因為它們將全部被閹割，等待它們的，也將是終生的苦役。
對動物的大面積閹割始於農業的發生已經毫無疑義，但這並不意味著農業起源之時，就是人類閹割動物之日。事實上，作為一項技術，閹割顯然要比農業發展遲緩一些。在中國的新石器時代晚期，出現了一千年左右的對偶婚現象，隨後這種比較文明的婚姻方式又迅即被群婚製取代——這個史實讓我們不憚於進行如下推測：中國的農業就起源於那一千年間。對偶婚顯然是小農業生產方式下的一種消極策略：小片的、不連續的耕地無法維持整個部落的生存，而農業生產需要一個較長的週期，這就迫使部落分裂，讓一對一對的男女散居各地，等待莊稼的成熟。事實上，對偶婚也不是當時的主流，因為大多數人對這種等待莊稼成熟的漫長過程沒有耐心，所以寧願跟隨部落去遊牧。等這艱辛的一千年過去，農業耕作技術已經比較成熟，大片耕地連在一起，這使人們又重新聚集起來，群婚制也隨之復辟了。對畜力的使用應該始於這個時候，因為在那一千年中，讓孤獨的人們面對還未徹底馴服的畜力是不可想象的。
割禮
包皮環切技術，不論怎麼講，都可以看做向閹割的迫近。在今天的世俗社會，它更多地被當做一項醫療技術：用來增進性的能力，或使龜頭附近不要蒙上汙垢——包皮過長被當做一種病變，男孩如果在發育晚期還未自然露出龜頭，就被告誡要割掉包皮。這種告誡之所以屢屢得逞，是因為它掌控了一種功利主義話語權力：如果不割掉包皮，長期滋生的汙垢將會破壞你的生育能力，使你早洩、陽痿，甚至發生癌變；這會給你的愛人帶來意想不到的苦痛，被細菌感染的龜頭會讓你的愛人患上子宮糜爛、陰道炎等病症……在一個功利主義的社會，這種話語方式可謂刺到了所有人的痛處，人們趨利避害，所以對包皮環切趨之若鶩。但在此前，該項技術鮮見於中國的歷史文獻，由是可以推斷，包皮環切在中國歷史上從未大面積發生過，而同作為文明古國的埃及，卻早在15000年前，就有了這項技術。
這容易解釋——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