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初次檢查（即“交心”）送上去。學校團委書記把我叫到他的房間。我急促不安地在他的床沿邊坐下，眉頭皺得結起一個大疙瘩，極力要把一顆想逃走的心鎖住，眼睛死死盯住牆角，仍然掩蓋不住自己的恐慌。團委書記似乎不想看我這付表情，一會兒望著我的腳，一會兒又回頭去看他桌上翻開的一個本子。他問我這幾天有什麼想法，說我的“交心”很不好，沒有觸及靈魂，不敢上綱上線，已經到了“危險的邊沿”，要我把跟朋友交談的話，通訊的內容，統統寫出來。要我在班上公開作檢查。
我極力表現出誠懇，把一切都承諾下來，絲毫沒有考慮別人的批評是否符合事實，團委書記的要求我該不該照辦。我唯一的想法是趕快讓我過了這一關。我象是別人手中的獵物，要怎麼處置是他們的權利。我只希望早一點畢業，好離開這可怕的地方。我已經不去想自己的理想，只要能離開，幹什麼都行。我不敢預料將來的結局會怎樣。4月14日學校已經開除了高三丙班陳龍泉同學，說他在“大鳴大放”中“思想極端反動”。
從團委書記那裡回到家，我把自己緊緊關在房裡，無力地躺倒在床上，想著前前後後惡夢般的一幕幕，心裡有一萬個“不明白”。我不明白為什麼當初叫人“鳴放”，如今卻要找碴兒；我不明白自己出於積極表現，如今卻得到相反的下場；我不明白自己已經醒悟，如今還要遭到摧殘。我不敢讓家裡人知道這些，寧願自己承擔痛苦，我唯一能做的還是在心裡不斷地安慰自己：只要過了這一關，一切還會好起來，時間會醫治任何創傷。但是如何能過了這一關？我沒有把握，我並不想隱瞞自己的錯誤，也不懂得怎樣隱瞞。我的社會關係沒有重大問題，家庭所有成員也都是清白的，可以說我沒有一點反動基礎要這樣幹，更不是出於“對黨對社會主義有刻骨的仇恨”。
也許在我思想趨於成熟的過程中，受一位朋友的影響，讀過不少外國古典文學：巴爾扎克的、莫泊桑的，托爾斯泰的，還有莎士比亞戲劇、泰戈爾詩集等，都使我如醉如痴，崇拜得五體投地。他們的至理名言，我抄了整整一大本。可以說，凡學校圖書館裡有的世界名著，差不多沒有漏過，學校圖書館沒有，就跑到縣圖書館去借。
同時我還寫下不少讀書筆記和心得體會，把作品中表現的那種纏綿悱惻的情懷，溫文爾雅的談吐，以及理想美滿的婚姻，作為自己模仿和追求的目標，企圖充實自己的思想，填補精神上的空虛，可以在同學中顯得學識淵博，風度翩翩。雖然它曾使我的思想境界開拓得很寬，從簡單的認識進入複雜的想象，從充滿好奇的瞭解到興致勃勃的追求。在精神上我走進了一個虛幻的社會里，一個不存在於這裡的社會，導致自己與現實的距離越來越遠。
我曾經看不慣周圍的人，嘲笑他們“粗魯”、“庸俗”，沒有“紳士風度”。言談中少不了引用外國怎麼樣。
但是，反“右”鬥爭又給我另一種現實，一種不可理喻的現實：說一句南洋貨比中國貨好，就是崇洋媚外，攻擊社會主義；說統購統銷過了頭，害得農民吃不飽，就是汙衊黨的政策，對現實不滿。這些本來就是事實，為什麼不能說？有些人是真心實意要幫助黨“整風”，希望黨改正錯誤把國家治理好，不料卻得到一頂“右派分子”的帽子，並永世不得翻身。這哪有一點言論自由和實事求是的精神？我曾對一位朋友說過：“叫大家‘鳴放’，然後再來捉‘右派’，真是詭計多端，用欺騙網羅群眾，有多少老實人好心得到惡報，今後誰還敢提意見。”我認為沒有反“右”鬥爭，自己跟黨是同心同德的，有了反“右派”，自己反而走到“右”派那邊去，至少我是同情“右”派的。
補充檢查寫完了，暫時鬆一口氣，覺得該寫的都已經寫出來，交上去就坦然地讓他們去裁決吧！我始終認為自己不是那種“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的人，也不是什麼“典型的頑固不化的資產階級分子”。我覺得團支部實在是找錯了物件。真正在內心上跟黨背道而馳，對黨的一切都表示懷疑的人，他們並不知道去發現，卻只會向這些老實聽話的人下手。 （待續）
三、人生劫難——那次“整團”（5）
4月18日我第一次作公開檢查。事先團“宣委”已把我的“交心”貼在教室牆上，還在上面肆意用紅筆打了好幾個記號，加上十分主觀的批語，他是故意要剝光我的衣服，讓我在同學面前示眾出醜罷了。班主任和團委書記也來參加。我的聲音很低，精神上的折磨使我完全變了樣，不再是活潑天真的，也沒有顯得尖銳好強。我好象一下子衰老了，還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