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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縣城”情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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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5月27日，賈樟柯生於中國山西省汾陽縣的縣城，汾陽以出產杏花村酒聞名於世，1996年這裡撤縣設市。
汾陽是進呂梁山前的最後一個縣，一條公路從城區的邊緣擦過，往西幾十分鐘就進呂梁山了，從公路上可以看到地勢略低的整個城區，大部分是灰色的老式民居，現在它們已經被陸續拆遷。
所謂生於斯，長於斯。這古老的汾陽縣城，給予賈樟柯沒齒難忘的經歷，也成為日後的電影導演賈樟柯受之有用的創作源泉，在他身上，有一種濃得化不開的“縣城”情結，他坦言這種情結，血濃於水，難以割捨。這也是理解賈樟柯影片的一個重要切入點，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我喜歡拍攝縣城。縣城是城市和農村之間的，封閉，尷尬，有一種生動的壓力。出於我個人的成長經驗，以及這種敘事的願望，我喜歡拍縣城和縣城裡的人。”①
倘若說有一幅賈樟柯的電影地圖的話，那麼汾陽已然成為一座繞不開的靈魂地標②。青年學者羽戈說過：“汾陽好似賈樟柯電影的商標……首先是一種產品真偽的識別碼，其次構成了特立獨行的精神淵源——對賈樟柯而言，汾陽不止是一座位於太原盆地西南部的城池，不止是他生活了二十多年的故鄉，而是大中國的縮影，時代變遷的見證者。汾陽就是中國。”③誠哉斯言。這樣一種揮之不去的“鄉土情結”，在賈樟柯的鏡頭底下，所呈現的鄉土更細微，更渺小，具有手術刀一樣的精準冷靜。青春的記憶、八十年代、山西偏遠的縣城似乎已經成了賈樟柯電影的重要元素。
賈樟柯出身於一個汾陽縣城的教師家庭，“賈樟柯”這個名字他說是父親起的，樟是有著香氣的不生蟲的木，柯是斧子的手柄，必需但不是最主要。賈樟柯的父親賈聯凱是一位中學語文老師，母親張瑞英出生在農村，後來嫁到城裡①，在糖菸酒公司的商店做售貨員工作，他有一個在學校裡當宣傳隊員的大他六歲的姐姐，不上課，常演出，代表作是《火車向著韶山開》。賈樟柯看過姐姐的演出，臺下黑壓壓的人群，仰著脖子往上看，高音喇叭的迴旋，造成了一種超現實感覺。這些記憶，最後變成了他導演的電影《站臺》裡的開篇。
對這樣的家世和出身背景，賈樟柯頗為珍視，視作他畢生創作的源泉和起點：
我是1970年在山西汾陽出生的。我父親原來在縣城裡工作，因為出身問題受到衝擊，被下放回老家，在村裡當小學教員，教語文。我有很多親戚到現在還一直住在鄉下。這樣一種農業社會的背景帶給我的私人影響是非常大的，這是我願意承認，並且一直非常珍視的。因為我覺得在中國，這樣一種背景恐怕不會只是對我這樣出身的一個人，僅僅由於非常私人的因素才具有特殊意義。我這裡指的並不是農業本身，而說的是一種生存方式和與之相關的對事物的理解方式。譬如說，在北京這個城市裡，究竟有多少人可以說他自己跟農村沒有一點聯絡？我看沒有幾個人。而這樣一種聯絡肯定會多多少少地影響到他作為一個人的存在方式：他的人際關係、他的價值取向、他對事物的各種判斷……但他又確確實實地生活在一個現代化的大都市裡。問題的關鍵是怎麼樣去正確地面對自己的這種背景，怎麼樣在這樣一個背景上實實在在地去感受中國人的當下情感，去體察其中人際關係的變化……我覺得，如果沒有這樣一種正視，這樣一種態度，中國的現代藝術就會失去和土地的聯絡——就像現在有的青年藝術家做的東西，變成一種非常區域性的、狹隘的私人話語。①
第一章 少不更事（2）
賈樟柯大概只有七八歲的時候，他的父親就經常跟他聊電影的故事，從此，在賈樟柯幼小的心靈裡，對電影留下了深刻的記憶，以至最後以電影為志業。據賈樟柯憶述：“我記事的時候大概是七八歲，1977年、1978年的時候。那時候‘文革’剛結束，我記得父親總是下班特別晚，晚上總要開一些批鬥會、清查會，父親回來得再晚，我們一家人也得聚在一起吃飯，他總講他騎腳踏車跑到玉道河村去看拍電影的情況。他非常興奮，那時候夜裡總停電，藉著爐火，我可以看到他臉上興奮的光彩。”②
其時的賈聯凱40歲左右，在中學裡教語文。他給兒子講述拍電影的場面，讓賈樟柯首先對這個職業非常尊敬，因為他覺得自己父親都那麼尊敬拍電影的，所以自己也特別地尊敬。因而賈樟柯一再提及，“直到現在，我做了這個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