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手王祥也給他準備了一份詳實厚重的材料，他到臺上卻念起了對一個案件的審問筆錄。學生們聽得莫名其妙，校長也弄得糊里糊塗。好在他畢竟大學畢業，又有實踐經驗，東拉西扯漸漸地又講起如何查案，辦案人員必備的基本素質等等，前前後後好歹講了一個多小時，最後搖著頭，面無表情地走下講臺。此後一般單位就不再請他作報告了，都說他心不在焉，人在講臺坐，心裡說不定跑哪個天涯海角去了；也有的說他從小家庭條件不好，父親又整天喝酒，腦袋給菏拉出毛病了。他說啥，“這是縣裡下的死命令，要不這樣我還不講呢。”
接著他又查處了幾件小案子，其中涉及到一名業務科長。
向平是某行業主管局的業務科長，官雖不大，卻主管著汽油、柴油的批發，車輛的審批和鄉、鎮、街的財務審計等等，很有實權。一句話，他不落筆，你的平價油就買不到手，你的車就辦不了控辦手續。他一搖頭，你的賬目差錯就得乖乖地交出幾千、幾萬甚至幾十萬元的罰款金。最難纏的，他不像有的業務科長一見來人辦事頭不抬眼不睜，或一副借了穀子還了稗子的喪氣相（這種人看著彆扭，你只要把錢往他兜裡一塞，他二話不說就給你動真傢伙）。他一見來人張嘴先笑，起身讓坐，哈腰遞煙，熱熱乎乎地讓你摸不著哪是腦袋哪是屁股。一接觸實質問題也難辨真假，大不了說一句，你再跟某局長請示一下，他只要點頭，我這啥說道沒有。問題是他主管科長不落筆，某局長根本不可能點頭，除非關係特殊，辦不辦都得辦的沒辦法了，否則誰沒事找事，放著把柄讓人抓；若遇那情況，向平也早已心領神會，一點就通，用不著推卸，磨磨到最後該辦還是得辦。一言以蔽之，找人辦事總是要表示表示的，在“表示”問題上（現在許多人都把送禮給好處叫做“表示”或“意思意思”，而不叫粗俗的“上炮”了），他能準確地把握火候，如你要給他表示，他首先要惦量準確這件事能否辦成，若辦成的話得表示多少才算到位，再根據你的表示程度逐步實施。對那些實在辦不成的你就是說出龍叫他也分文不收，對能辦成又給不到位的他也不像有些人莽張飛似的立馬長矛直取，一張嘴就是什麼：你這件事少五千元神仙也辦不成，打耗子還得下個油漬捻兒呢，你這是涮二小子呢？或不三不四地嚇唬人，而是和顏悅色地跟你說，“再商量商量，再等一等，性急吃不了熱豆腐麼。”直把你泡得想通了，給到位了，他覺得夠口啦，便小聲、發狠地對你說：“明早七點半，過時不候！”到時候你就去吧，分毫不差。所以許多經常和他打交道的人都懼他、怕他，當面說他微笑服務，熱忱周到，背後都罵他笑面虎，向老狠，吃人不吐骨頭。隨著當科長時間的延長，告狀的就逐漸增多，漸漸地縣紀委那裡就像打更門衛的收發室似的，每天都能收到他的幾封上告信。起初並未引起人們的注意：一個小小的業務科長，股級幹部，哪來恁多上告信，還以為有人在陷害他。後來信太多了，內容太豐富了，什麼三十五十，千兒八百，一萬兩萬的；單位、寢室、餐廳、廁所、省城、油庫……有點像中國的百科全書了。逐漸才引起縣紀委的重視，終於有一天下決心要審查向科長的問題了。寧長就受理了他的案子。
辦案人還是一副公事公辦的樣子。什麼姓名，年齡，籍貫，職務等等。向平不像楊曉宇那樣裝橫，他對紀委幹部訊問的每一個問題都認真回答，且十分禮貌。不管你要不要，倒水遞煙接連不斷，一雙手總在胸前兩襠中間規規矩矩地放著，給人一種靦腆、羞澀（當然也含膽怯）、可憐的感覺。最後一再道歉，由於自己工作不周和失誤，給領導添了麻煩，還一口氣送到大門外，並再三申明：歡迎再來，尤其是個人有事，千萬不要客氣；只要能辦到又不違反原則的，將全力以赴，責無旁貸。弄得寧長有一會兒都糊塗了：他是把我們當成查案的呢，還是當成探親訪友的呢？王祥也連連搖頭，這樣的人出問題，真不可思議。
下次照舊。
寧長仍採取圍而不打的辦法。先清外圍，最後攻堅，半個月後向平挺不住了。在一個夜色胺隴的晚上，他輕輕地敲開了寧長的家門。一進屋腿一軟撲通一聲跪在地上，“大叔，你救我一命吧（其實他比寧長還大五六歲呢；但現在的人都怪，平時氣宇軒昂，牛X哄哄，一副外交官或國家元首的派頭，一到求人辦事或希望對方咋樣的時候，立時就矮下七分；筆者就曾見過一個老太太管小姑娘叫大姨的尷尬場面）……”寧長伸手把他拉起來，還是一副公事公辦的樣子，“這事只能你自己救自己，別人幫不了忙的。”最後他們幾乎是膝碰膝地談了一個多小時。寧長因不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