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率軍生擒竇建德，逼降王世充，李淵為表彰他這一特殊功勳，又加封他為天策上將、陝東道大行臺，使他位居諸王公之上。
但李世民並非皇太子，因此李淵百年之後的帝位由誰來繼承，尚未可知。當海內漸趨穩定後，李世民及時由武略轉向文治，留意起儒家的治國之道來。他在宮城西邊修建了一座文學館，招攬接納四方的文士，號稱“十八學士”，其中有杜如晦、房玄齡、孔穎達、虞世南、許敬宗等。各方儒生文士都以能進入秦王李世民的文學館為榮，這些人實際成了他後來奪取帝位、君臨天下的智囊團。玄武門之變，李世民就是在這個智囊團的密切協助下，擊敗了皇權競爭者李建成和李元吉，終於登上了最高權力之峰。
不過，在歷代帝王中，李世民是個謙恭英明的人君，他善於納諫，沒有歷代帝王那種剛愎自用、一意孤行的痼疾。他剛繼位時，就不計前嫌，把政敵李建成的老師魏徵屢次叫到自己的臥室內，虛心求教治國之道。魏徵得遇知己之主，竭盡所能，知無不言，先後進諫陳言二百餘事。後來太宗曾因有人誣告魏徵結黨營私而調查他，查無實據，太宗深感後悔。魏徵誠懇進言道：“希望陛下使臣成為良臣，不要使臣成為忠臣。”
太宗奇怪地問：“此話怎講？”
魏徵答：“所謂良臣，就是稷、契、皋陶一類的大臣，使自己獲得善名，使君主榮受顯號，子子孫孫永受福祿。所謂忠臣，就是龍逢、比干一類的人，因忠被殺，使君主陷於大惡，國破家亡，只剩下個虛名。”太宗覺得很有道理，後來在對待大臣的問題上，時時以此為鑑。
貞觀十七年，六十四歲的魏徵病逝，太宗如喪股肱，親自為他哭靈，中止上朝聽政五天，並親筆為他書寫了碑文。太宗曾對群臣說：“人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魏徵歿，朕亡一鏡矣！”
太宗與臣下的關係處得非常好，人們把房玄齡、杜如晦比作漢初的良相蕭何、曹參。貞觀四年，杜如晦死，時年四十六歲。李世民親臨府上，邊撫他的病體邊流淚。杜如晦死後，李世民哭得十分悲痛，為其停朝三日。後來有一次李世民吃瓜，覺得味道非常甜美，不由得想起了杜如晦，他悲從心起，便停口不吃，叫人拿著剩下的一半瓜，送往杜如晦的靈前祭奠。他還曾賜給房玄齡一條黃銀帶，邊環顧左右邊對房玄齡說：“當年你和杜如晦一起輔佐我，今天賞賜物品，卻只有你一個人了。”說著又流下了眼淚，聽說金銀乃是鬼神畏懼之物，給杜如晦也送去一條吧。“說罷令房玄齡自帶一條，又取了一條讓房玄齡送至杜如晦靈前。
讀歷史，我們可知唐朝的“貞觀之治”之所以產生，其中一大原因就是李世民善於啟用忠良之臣，更善於聽取他們的建議。作為一個領導者，聽不進忠告之言，你的事業又怎能興旺發達呢？
現代領導人尤當虛懷納諫
作領導人的一個重要美德就是要善於納諫。但從古到今，能夠真正做到的又有幾人？進諫語多為忠言，忠言多是逆耳，逆耳的話與阿諛奉承之言相比，受諫之人，自然多不善於納諫了。但忠言利於行，所以又不得不納之。在這方面，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做得就很不錯。
朱元璋在位時，雖然推行嚴刑峻法，濫殺無辜，也很獨斷專行，但是，他還是比較能夠接受諫言的。在朱元璋的各種文告之中，我們看到，他十分明確臣子的進諫對皇帝的統治是多麼重要。
他自己也明白，那些能夠在公開場合提出與君主不同意見的人，一定是君子，而那些從來不敢提出與皇帝相反觀點的人，那些從來只知道吹捧皇帝英明正確的人，多數是小人。
所以，對於那些上諫言的臣子，一定要以誠相待。而且，為了讓臣子敢於在皇帝面前開口說話，皇帝就必須對臣子和顏悅色，這樣，才能讓臣下有話必說，說無不盡，說無不真。就是臣子的話不對，也必須允許他們說出來，只有如此，臣子才能做到勇於進諫。
朱元璋規定，只要是臣民進諫，說得對，就立即予以獎勵，說得不對，也不治罪，而那些乘機進讒獻諛的人，則決不寬待。
朱元璋還說，如果臣子不向君主進諫，那是臣子的失職；如果君主不能虛懷納諫，那是君主不能以君道自處。
為了保證諫言能夠直接到達自己手裡，防止因為諫言涉及到某些官員而被扣押，甚至報復，朱元璋還有特別規定。洪武二十八年，朱元璋欽定的《皇明祖訓》中規定：“今後大小官員及百工技藝之人，凡有可言之事，允許直到御前奏聞。其言合乎情理，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