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噲當即表示：“願率領十萬兵馬橫掃匈奴。”其他將官都拍呂后的馬屁，一致隨聲附和。惟獨季布說：“樊噲該殺頭了。當年高祖領兵四十餘萬都被困在平城，現在樊噲帶十萬人怎麼能橫行於匈奴腹地呢？可見是當面吹牛！況且當年秦朝因和匈奴連年交戰，所以才引發了陳勝起義。如今四海創傷未平，樊噲又開始當著大家的面諂媚邀寵，這不是想動搖天下嗎！”當時殿上文武百官都嚇壞了，為他捏了一把汗。罷朝後，呂后再沒提征討匈奴的事。
事實就是如此。如果當初丁公忠於他的上司，在劉邦走投無路時，不放他一馬，那天下便是項羽的；正因為他對待敵人心慈手軟，才使劉邦有東山再起，奪取天下的機會。如果劉邦重用了丁公，丁公今後也可能放過新的敵人，那劉氏天下又當易主。所以，一個對敵人心慈手軟的下屬是不可重用的。
厚臉並不意味著要打“痞子腔”
厚黑做官的前提是，不可違背做人和做官的基本道德。因此，在此要奉勸那些從政做官的朋友，“厚臉”並不是通俗意義上的厚臉皮或“痞子腔”。在我們處世和做官的過程中，不管是朋友之間，還是同事之間，都要推崇坦誠相見的交友法則，以心換心說的就是這個道理。曾國藩在處世上最講“誠”字。
曾國藩最得力的門生李鴻章，曾經回憶他老師“待洋人以誠相見之事”時說，曾國藩曾經諄諄教導他，在與洋人打交道時要講究一個“誠”字。
李鴻章在談到其先生曾國藩時說：“別人都曉得我前半生的功名事業是我的老師曾國藩提攜起來的，但是講到洋務方面的事，似乎老師還不如我內行。然而，要知道我辦一輩子外交，沒有鬧出亂子，都是我的老師一句話指示的力量。
“從前把我老師曾國藩從北洋調到南洋，我未接替北洋，當然要先去拜謁請教他老人家的。老師見到我的面之後，不等我開口，就先向我問道：”少荃，你現在到了這個地方，是對外交涉第一重要的關鍵。現在國勢消弱，外國人才聯合起來算計我們，有一點兒小小的錯誤，就會遺留禍害，影響大局。你與洋人交涉，打算作什麼樣的主意呢？‘
“我回答說：”學生正是為了這個問題，特地來向您求教的。‘老師對我說：“你既然來到這裡，必定有自己的主見，不妨先說給我聽一聽。’
“我說：”學生也沒有打什麼主意。我想，與洋人交涉，不管什麼，我只是同他打痞子腔，即用油腔滑調來對付他們。‘
“老師於是五個手指捋著鬍鬚，很長時間不說話，後來慢慢開口說：”呵，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試著打給我聽聽看好嗎？‘
“我想不對，這話老師一定不以為然，急忙改口說：”學生信口胡說，錯了，還求老師指教。‘他又順抹著鬍鬚不放鬆，很久之後才看著我說：“依我看來，還是用一個誠字為好，誠能感動一切人和事，我想洋人也同樣具有這種人情。聖人說忠誠和信守可以實行於少數民族那樣不開化的人們，這絕對不會有錯的。我們中國現在既然沒有實在力量去與洋人相抗衡，無論你如何虛強造作，洋人是看得明明白白的，都不會產生什麼實際效果的。不如老老實實，坦誠相見，與洋人平情說理，這樣做雖然不能佔到洋人的便宜，但是或許也不至於吃虧。無論如何，我們的信用身份，總是站得住腳的，腳踏實地，失誤也不至於太遠，想來比痞子腔，總靠得住一點兒。”
曾國藩強調，不僅與洋人打交道要講誠，而且與他人打交道都要講究“誠信”二字。誠信是人格的根本，也是人際交往的基礎，所以，無信則失去自己，也失去他人，終於無法立於社會。孔子還曾說：“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因此，曾國藩將是否誠信與生死並提，強調的是人活一世，信譽第一。曾國藩多次指出，運用獎賞時，最重要的是守信用；運用刑罰時，最重要的是公正。處罰與賞賜的信譽和公正，應驗證於臣民所見所聞的事情，這樣對於那些沒有親眼看到和親耳聽到的人也有潛移默化的作用。君主的誠信如果能暢達天下，那麼連神明也會來保護，又何懼那些奸邪之徒來侵犯君主呢？
在今天看來，“誠”字確實是打動人心的有效辦法，曾國藩的那番話實在有道理，即使是在一百多年後的今天，與人相處還是要堅守“以誠待人”這條顛撲不破的真理。
做領導的“厚”與“黑”
領導，顧名思議就是帶領和引導的意思。作為領導者，你的職責就是要帶領和引導下屬根據既定的目標去開展工作。所以，領導者一定要有與眾不同的領導藝術。通俗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