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說它是一座封建堡壘並不為過。”我說。�
“寶雞也差不多，所以我也來了。”他說。�
“窮山惡水出刁民嘛。”我笑道。�
“以前在內地幹哪行？”他又問我。�
“城堡中的城堡，機關小公務員，跑腿打雜混政府的飯吃。我是停薪留職出來的。你呢？”我說了又反問他。�
“那我就更是個刁民了，你還停薪留職，心中還有組織有紀律嘛。我是開溜跑出來的，什麼手續也沒有辦。”他說。�
我望著這個並不健壯的北方小夥子問：“為什麼？你不怕被單位開除嗎？你以前在哪個單位上班？”�
“我是寶雞一家國營機械廠的技術員，西部大學畢業，但沒有拿到畢業證。”他說。�
“為什麼？”我感到奇怪了。�
“學潮時栽了。我一時衝動跑到北京，還好沒有正式逮捕我，但學校無論如何不給我發畢業證了，只補發了肄業證書。”他說。�
“我有個同學，當時也在北京，去時還帶著女朋友，回來只受了個處分，畢業時悄悄給撤銷了。”�
“那肯定是認罪態度好。”他說。�
“兩口子一個是學馬列的，一個是學歷史的，懂得黨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政策的感召力，認罪態度好。寫的認罪書長達3萬字，成了校方懲前斃後，治病救人的反面教材，據說八九年後每年新生入學時都要學他倆合寫的這篇懺悔書。”我想反正沒事可做，不如和他掄圓了聊聊。�
“可能盡是些痛定思痛的話。”他樂了。�
“豈止痛定思痛，簡直是脫胎換骨，洗新革面，淚水化作傾盆雨了。兩口子引經據典，廣徵博引，分析總結出黨在從陳獨秀到王明到張國燾到高崗到林彪到趙紫陽的各個時期的經驗教訓就是：一小撮人的分裂冒險及其失敗。而一些覺悟不高的人受了矇蔽，聽不出黨中央出現了第二種聲音，往往成為他們的政治犧牲品。他們最高明的地方就是極力證明自己屬於受了矇蔽的那一部分，聰明一世糊塗一時，好心人辦了糊塗事，強調屬於人民內部矛盾，並熱情地頌揚了黨和政府母親般博大胸懷和寬容政策。別人都把你比作母親了，你還忍心對他下手嗎？其實那傢伙在高中時就對社會不滿，出言不遜，口口聲聲要和公家平起平坐。我看你呀，可能是太憨厚了。”我說。�
“還是你們學文科的腦子靈活，我那四年沒看什麼社科書，整天就是學機械，把頭都學得呆頭呆腦的，一時轉不過彎來，其實只要當時返校後認罪態度好，什麼事也沒有，有好幾個問題比我嚴重得多的人都逃脫了。系主任是個女的，對我可好了，讓我寫認罪書寫得深刻點，可我連一個字都不寫，她幾乎流淚央求我才敷衍了事，她還幫我潤色修改，要不是她，我肯定更慘了。當時主要是思想上一下轉不過彎，可能是意識形態的機械事故。”他打了個令我意想不到的比方。�
“四川人都形容頑固不化的人‘倔得象老陝’。”我給他遞上一支三五牌煙，又到旁邊雜貨店買了兩瓶凍奶，他接過凍奶一邊道謝一邊問我：那時你在哪裡？沒有出事吧？“�
“我根正苗紅，我爸爸專門趕到學校教育我，我只是湊湊熱鬧，瞎起鬨，最多起了個掩護壞人的作用。我們學校開除了幾個。”我說，“噢，倒忘了問你在工廠裡是怎麼回事？怎麼出來了？”�
“我好歹分到一家國營工廠。我進廠後，起早貪黑，拼命工作，由於我是個有問題的人，他們對我還是有成見。保衛科、政工科的人有事沒事找我談話，公安局的人也時常打聽我的表現我的行蹤——我要定時彙報的。最氣憤的居然是同行中人，那些技術科的人專搶我的成績。我的技改建議一提出來就成了別人的了，別人晉升工資評職稱，我卻什麼也沒有，一出什麼問題就往我身上推。反正成績總是別人的，錯誤全是我的，我是個黑人。”他委屈地說。�
我已經沒有心情給他講我的故事，都沉默無語，悶著抽菸、喝奶。在這種場合和一個陌生談學潮，有意思。�
在下午兩點，他說他要到關外一家工廠去見工，互祝走運後就各奔東西了，分手後我才記起我們連彼此的姓名都不知道。我到深紡大廈時還沒有上班，過廳裡聚滿了人，有空調的地方更是水洩不通，難以插足。門口那個挺面熟的戴眼鏡的小夥子正汗流浹背地兜售沒有賣掉的盒飯，師兄長師妹短地叫個不停。我聽見旁邊有人在說那河南小子還是個中文碩士生哩，被炒魷魚後已經賣了一個月盒飯了。我找不到一塊可以納涼的立錐之地，索性到